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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一位很会写字的朋友谈天。我请教他学书的经过。他说，他临摹的时间较短，但他却有极好的机会，跟三位书法家交游。当每个书法家要为人家写字的时候，他一定自告奋勇地替他们拉宣纸。积十年的经验，他深得运笔的奥妙。过去二三十年间，他也时常为人家写字，不过我觉得他写条幅比较潇洒超脱，写招牌大字略嫌骨力不够。
谈到现代书法家，他最佩服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于先生年轻时代是个热情的革命家。他曾创办过《民立》、《民吁》、《民权》等报。一代报人张季鸾先生是他的助手。目前年纪在六七十岁以上的中国政治家，多少都受过他的影响。
于先生毕生的精力，集中于书法，尤其是他所编著的一部《标准草书》，不但花了他很多时间，而且花了他的全部财产，至少也有五十万元。
原来于先生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为着求真、求美、求善，对于任何事物都挑剔得很厉害。当他准备写《标准草书》的时候，他曾到处搜求真迹。虽然在俗人的眼光中，真迹是一片故纸，不值得半文钱；但是在艺人的眼光中，这些东西正是价值连城。
有一次，有个古董商拿了一幅王安石的字到于先生府上求售，索价三千元，于先生把这幅字留下，把玩了几天。到了古董商重来访问的时候，于先生告诉他说：“假如这幅是王安石的真迹，那么三千元一点也不算贵，可惜这是假的，所以我不要？话又说回来，我曾采用这个字幅里的一个字，现在奉送二百元给你，作为这一个字的代价。”他这种天真的态度，唯利是视的商人当然看不惯，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如此。
于先生学书六十年，无倦无怠。有时他很愤慨地说了一声：“假如我花六十年工夫去治学，自信在学术上也许有更大的成就。”其实，学艺和学道，治书法和治学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重要的，就是勤学苦练，等到工夫到家，谁也会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自于先生去世后，他的墨迹马上提高价值，事实上，在过去二三十年间，除了生病以外，他每天平均要写三十个条幅，论数量，不能不说是很可观。
照规矩，国家和社会对于丰功伟绩的艺术家，应该有特殊的表示，例如建筑博物馆、纪念堂，将于氏生前所写的文章和诗篇，所写的书法，尽量搜集在一起，或出专集，或印拓本，留给后代人观摩。可惜目前万方多难，有钱有势的人，未必对这事情很热心；少数热心的人，未必有举办这事业的能力。久而久之，他的著作和书法风流云散了，他的生平早已被人遗忘了。过了几百年之后，说不定有个强有力的知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广事搜罗，然后建筑一间于右任博物馆来纪念他，说他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和于先生齐名的，是沈尹默先生。沈先生在艺坛上的活动也有六十年的历史。他是个高度近视的人，只因他患着近视，所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积六十年的经验，他早已达到“神乎其技”的地步。
年来沈先生写字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除了为许多著名的古籍题封面外，他也时常为人家写对联、写条幅。他的字以一寸左右的楷书和行书最为出色当行。此外，为着培养后进，给一般初学者指示迷津，他曾把毕生学书的经验，配合着古代书法家的教条，融会贯通，成为一家言。这种造诣，和于先生的《标准草书》，可说是先后辉映，相得益彰。
诚如沈先生的高足郭绍虞先生所说：
先生说出了自己体会有得的经验，再指出了怎样体会的方法。他教人通过自己的想象活动，去欣赏古人的书法，从静的形中体会出动的势，于是古人执笔运笔之法也就恍若亲受指示了。这真是金针度人之谈。一方面说明了学书经验的基本工夫，一方面又指出了如何从基本工夫的实践中达到超诸境界的方法。与人以规矩，同时也与人以技巧。语深语浅，左宜右有，于是沈氏的理论经过这样解释，也就变得更切实用而行之有效了。
一般说来，中国的书法，肇始于先秦，发扬于汉魏，到了晋代王羲之、献之父子，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唐代的书法家，欧褚颜柳，李孙张章，继承二王的余绪，各有特殊的造诣，但当时社会上最崇尚是诗篇，而不是书法。宋代的苏黄米蔡，以书法名家，然当时最占势力的，却为理学，而不是书法。元代的赵孟，能画能书，大有上接二王，下启明清的气概，然而他的书法，妩媚有余，骨力不足，很容易起人反感。赵氏以后，最特出的为董其昌，他如文微明，祝枝山、唐寅等人，多少都有才子的作风。
清代朴学的风气特甚，比较高明的人都注意训诂、音韵、校讐、历史、地理、算术等部门的学问，对于艺术反而不大注意。
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居然产生了两位特出的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他们都活得长寿，这也许是上天有意给人们以刺激，希望大家在求实用之余，不妨鼓励少数人从事书法的研究。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