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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南征北伐，拓土开疆，并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希望把国家弄得富强之后，才积极提倡文化教育。换句话说，他把战争当做手段，富强文教才是他的终极的目标。
当1796年，他在意大利的名城米兰的时候，他曾写封信给当地的天文学家。他说：
科学使人的心思崇高，艺术使生活美化，而且把生活上最大的成就传播给子孙，这两件东西应受每个自由政府的特别尊重。
寥寥数语，可以看出他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重视。他知道过去米兰城的学者埋头苦干，他们仅希望帝王和教士不要骚扰他们，这已经心满意足。自他占领这个城后，他可以保证所有学者长享自由的乐趣。他要聘请所有学者，要他们告诉他，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或者提供什么必需品，使科学和美术能够得到新生命和新经验。这是他最大的期待，他希望这位天文学家把他的意旨转告米兰城的出类拔萃的学者。
像他崇尚科学和艺术一样，他对于音乐也有特殊的爱好。他认为音乐不但会陶冶性情，而且会提高道德水准。虽然他在米兰城的总部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仍会抽出时间来跟巴黎音乐院的职员通信。他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将花了最大的力量，使你能够履行你的计划，使音乐院所缺乏的宝库得到充实。
在一切艺术中，音乐最能影响感情，所以音乐是立法议员要特别鼓励的东西。一个大师所谱出的几节富有情操的乐谱，一定会影响感情。事实上，音乐比较最著名的有关于道德的书籍，更有影响力，为的是后者能够说服我们的理性，但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手握大权的人能够这么注意音乐，一般人民当然会受他的潜移默化。到了爱好音乐成为普遍的风气之后，高材捷足的人当然会把生命献给音乐，因而使巴黎成为国际乐坛上的一个中心。
中国古代的伟人，尤其是顾炎武，当他要作长途旅行的时候，他往往要准备两头驴子，一头自己骑，一头给他载书。同样的，能征惯战的拿破仑，当他行军的时候，他不但忙于写信，而且勤于看书。因为行军没有固定的地点，他只好随遇而安。他知道书籍是个笨重的东西，少带不够用，多带又非常麻烦。因此，他特地和皇家图书馆馆长商量，要他选出一千本书，卷帙要小，字体要大，然后请印刷厂精印出来，以便随身携带。
你瞧，他的流动图书馆是包含那些书呢？答案是宗教书籍四十册，史诗四十册，剧本四十册，诗六十册，小说一百册，历史六十册，其余六百六十册，是历代有关的史实的记载。
谈到宗教，他是抱着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基督教或回教，无论新教或旧教，他都是一视同仁。凡是译本，他要选择最佳的译笔，同时，他还注意任何教会的历史呢。
谈到史诗和剧本，他所牵涉的范围颇广，不过他所选择的标准很高，只有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汰而又能够站得住的东西，他才看得上眼。
至于小说，他仅着眼于古典的名著，凡是不入流的东西，他连看也不想多看一下。
他对于法国的两位文豪卢梭和伏尔泰景仰备至，不过他并不是漫无选择。相反的，他仅挑选卢梭的《忏悔录》和伏尔泰的《伯爵》，但卢梭的《爱弥儿》，以及他的书信、备忘录、演讲录、论文集却在摈弃之列。他对伏尔泰也采取相同的态度。
他希望图书馆长给他预备有详细说明的目录，而且须指出那些书籍最值得一读。
这一千册书的印刷费和装订费相当可观，事前须作详尽的预算。每个作家的作品应该占多大分量，每册书有多重，全部书籍需要多少个箱子才能够装得完，书籍和箱子须占多大空间。一切一切，都有所交代，一点也不能含糊。
从上述几段话看来，拿破仑是个理智和感情有平衡发展的人物。他对于每部门学问的分配都是经过详细的考虑。最难得的就是他特别注重历史，把全部流动图书馆的百分之七十二的书籍，分配为史部名著和史料。这种作风倒是和中国的大学者相接近。因为他知道，要鉴古知今，除了时常参考史籍外，没有第二条门径。
当中国的商人仅懂得写流水账，中国的学人仅运用笔记簿的时候，拿破仑却棋高一着，早已懂得利用分类引得了。他不但利用分类引得来治学，他还知道把分类引得来治军。他要把敌我两军的一切调动，造成详细的分类引得，以便一目了然。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精力，而效率的提高，自在意料中。
他对于巴黎的生活有彻底的认识。他说巴黎以女人为中心，到处都有女人看戏、逛书店、逛公园，甚至教授的研究室里也有女人。男人想女人想得发疯，除女人之外，什么也不想，仿佛他们是为女人而生存一样。他们一天无事忙，连思想也没有工夫。
综观拿破仑的书信集，我们可以想见其为人。虽然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具备天赋的聪明，惊人的魄力，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但在军事上有特殊的表现，而且就文论文，他的书信集将永远流传下去，值得后人研读。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4月9日，赴澳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