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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全家人吃了一顿很愉快的午餐。虽然菜肴仅有一菜一汤，但谈天的兴趣却增进了食欲。
你说，最近一星期来时常参加中央医院的座谈会，昨晚又参加新山医院的座谈会。在著名的大医生的主持下，听他们引经据典，解释危难病症。主讲的人手指笔画，听讲的人鸦雀无声，那学术气氛的浓厚，使少数青年如坐于时雨春风之中，不知不觉地天天在进步。
我常觉得，谈天是最大的乐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个最健谈的人。罗马的政治家多数是最健谈的人。至于中国，当春秋战国时代，谈话和辩论的艺术已经达到最高峰，那些纵横捭阖的说客不必说，那些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必说，那些知己知彼的军事家也不必说，光是一些哲人和大师，他们个个都是不假思索，出口成章。这充分证明，他们在谈话和辩论中，一面吸收他人的特长，一面发挥自己的本色。话越说越多，辩论越久越明白，结果，成为诸子百家的绝妙文章。
魏晋时代，谈话和辩论又蔚为普遍的风气。虽然论者批评那些爱好谈话和辩论的人为“清谈误国”，但是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因为那时言论极不自由，谁爱放言高论，谁就有身首异处的危险。因此，他们决心“勿谈国是”，只谈风月。有的借酒浇愁，有的引吭高歌，把高深的哲理和现实的政治问题丢在一边。直接受损失的是那些本来有大作为的文人学士，间接受损失的是使整个时代了无生气。
人类真是一种聪明而又懂得适应环境的动物。当环境适宜放言高论的时候，他们乐得大鸣大放。当环境适宜清谈的时候，他们也乐得清谈。好像报人一样，在社论的版位里，个个一本正经，纵论世界潮流，国家大事；在副刊的版位里，个个嬉皮笑脸，说些轻松俏皮的事情，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因此，就在清谈最流行的时代，曾产生一部名著《世说新语》，内容仅限日常琐事，文字却隽永有味，使吹毛求疵的政府当局对它也毫无办法。
为着争取言论自由，近代报章的先驱，曾一再尝过铁窗风味，甚至身遭刑戮。为着争取学术自由，近代各国著名大学都享有自治的地位。虽然大学的经费多半来自国库，但政府须尊重大学的自治的地位，非万不得已不敢妄加干涉，免得遭舆论界的口诛笔伐。
自近代大学取得学术自由的权利后，它们的进步正是一日千里。大学负责人，整天忙着筹备基金，按照固定的计划，力求发展。他们到处聘请德高望重的教授，使大学的大名不胫而走。他们不断添置图书、仪器、标本，使教授和学生都得到实惠。至于出席国际会议，替教授和学生争取奖学金，使他们都有机会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都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不在话下。
谈到新加坡大学医学院，它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前身为“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性质等于专科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仅有七人，直到1949年和莱佛士学院合并后，才改为正式的马来亚大学。到了1962年，马来亚大学分为二校，在吉隆坡的保持原名，叫做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的采用新名，叫做新加坡大学。
这两间大学并驾齐驱，而且也各有千秋，但就医科而论，新加坡大学因为有六十年的光荣传统，人才更容易集中，成绩也更为凸出。
今年是新加坡大学医学院六十周年纪念。从三月份起，该院举行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讨论会，那种会议演的全是重头戏，对于医科学生是个最好的兴奋剂，一面可以增加不少常识，一面可以欣赏许多大医生的言论。古人说，“开卷有益”。我可以加上一句，接近已经成功的学者专家也很有益，因为他们算是识途老马，许多难解的问题，一经他们指点之后，好像发聋振瞆，很快就会找到门径。门径找到之后，只须加上时间和精力，试验和实习，一切技能和知识都不难培养到家。
还有一件事情最值得人快慰的，就是新加坡大学当局决定筹建一座九层楼的医科研究院和图书馆。这些计划成功后，这儿的医科毕业生可以进入研究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到了工作告一段落后，才往英国皇家内科医院、外科医院，妇产科医院等机构去参加考试，中选者授予专家的学位。这样一来，国家可以节省一笔外汇，而当地专科医生的数目将天天增加，为社会服务。
回头再说谈话和辩论会。自东西两大集团对立，各国政党分道扬镳之后，谈话和辩论会等于泼妇骂街。他们失掉理性，让感情来控制一切场合，甚至连外交家起码的礼貌也置之不理。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一国最高当局还可以把鞋子拔出来敲桌子，像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所表现的杰作那样。
谈话和辩论会到了这地步，可以说是全盘破产。
目前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学术界的谈话和辩论会。他们所争论的是公是和公非，极少有个人的恩怨掺杂其间。只要个人的恩怨除掉，那么发言的人大可侃侃而谈，有条有理，而听众自然而然会报以会心的微笑。
今后如有这一类的谈话和辩论会，你应该抽出时间去参加。这是增广见闻，认识时贤的一条通衢大道，望留意。
此候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