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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询作文的方法，这问题可把我问倒了。中国历代的大文豪，除了陆机写过一篇《文赋》，外，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作文的方法。因为那种文字，写的人兴味索然，看的人根本也不会相信。
历代的大文豪虽然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作文的方法，但是，从他们的著作的片段里，我们多少会领略他们作文的秘诀。
庄子的《养生主》，名为养生，其实，读书作文的大道理，就包括这篇短短的妙文里边。尤其是“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后人常用“读书得间”这成语，它的来源就出在这儿。
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不教人怎样作文，但他最注重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理直气壮”。理既直，气又壮，下笔为文的时候，才会元气磅礴，痛快淋漓。文章写到这地步，请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那部五十多万字的大著《史记》，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教人怎样作文，但是从他的《自序》里，我们不难体会他得力于几个条件：（一）努力搜集材料，尤其是网罗放失轶闻；（二）注重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以便实地考察；（三）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为模范人物，不但学习他们的技巧，而且重视他们的遭遇和人格。具备这三大条件，正是水到渠成，文章那里不会写到天衣无缝？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是说，他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光阴，研读第一流的著作，免得把无聊的书籍看惯了，无形中受了恶劣的影响。至于他动笔为文，他绝对要劳心苦思，铸造新词，而“陈言之务去”，刚好表现这意思。
号称诗圣的杜甫，他平生得力处，全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假如杜甫不是读书多，积理富，深入社会，了解民间疾苦，恐怕他把胡子拔光了，连一首好诗也写不出来，至多仅能挤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打油诗。
说来还是苏东坡最痛快。他既不夸张，又不过分谦逊地给我指出：
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洎洎，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只因他所累积的资料十分丰富，而且懂得“随物赋形”，不拘于一种文体，所以他才敢很坦白地说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
上文说过，历代的大文豪极少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教人怎样作文，但是文学批评家倒有浓厚的兴趣，把名家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加以按语。至于他们的按语是否公允，这是见仁见智，我们大可不必完全听他们的话。例如昭明太子批评陶渊明的《闲情赋》时，说它是“白璧微瑕”，但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才是至情的妙文。
著名的文学史、诗话、词话，也许会帮忙我们了解原著，但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代替原著。要充分了解原著，最好是自己痛下工夫。由自己亲自从原著里所得的认识，才算是真知灼见，才算是真实的学问，不然，这多少近于道听途说。
但是，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些研究和介绍的文字，的确能够帮忙我们对原著有进一步的认识。例如余冠英教授在介绍枚乘的《七发》的时候，曾有一段写得极精彩。他说：
《七发》之所以能免于呆板，不仅由于各段之间详略轻重有适当的安排，也由于每段之中叙述描写有许多变化。即如写观涛的一段，就是既有层次条理，又是变化多端的。作者描写观涛的形状，有时从来处写，有时从去处写。有时写中心，有时写两旁。有时以方向为顺序来写涛的冲击，有时以地名表历程来写涛的奔驰。有时虚写，有时实写。有时详写，有时略写。
在描摹中，作者并不靠所谓“奇字”的堆叠，而是善于用其他事物来比况，例如白鹭下翔、皓蜺奔驰、轻车勒兵、三军腾装等形容，层出不穷，使读者想象容易，印象鲜明。特别是本段后半，连续用勇卒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使得文章本身也正如那江涛一样，成为“怪异奇观”。
余教授这段文字，不但使人对原著有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但是，话说到这儿为止。假如有人按照余教授所介绍的方法来写文章，至多仅算是赝品，不是独具匠心。难怪杜甫要长叹一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文虽没有固定的方法，但多看，多想、多写、多改却是不二法门。孔子之所以很郑重地告诉人家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无非教人须从做学问着手。
一般说来，提要与理解，倒是一种极好的训练。一篇古文或外国文，你看完之后，是否能够完全了解？是否能够完全翻译为白话文？是否懂得做提要？这是基本的训练。受过基本的训练后，你才领略什么叫小题大做，大题小做。报馆记者能够把当天所发生的案件，写成几千字的文章，而编辑又能够把一篇长文缩短为简单明了的标题，说穿了，还是靠一套基本的工夫。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