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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信，知道近来你练字很勤力，慰甚！
原来文字仅是语言的符号，记录符号，普通人只求实用就够了，不过中国的文字是一种高深的艺术，有些书法家一生花了几十年光阴去临摹欣赏，还觉得功力不够。加以书画同源，研究中国画的人也需要探讨中国的书法，这样一来，书法更被人重视。
首先，你要明白碑和帖的关系。自唐宋以来，读书人日常的应酬文字、考试，写的多是帖的一路。唐朝的一些帝王对此又加以提倡，所以帖学一直都在发展。到了清朝，康熙爱好董其昌的书法，乾隆又崇尚赵子昂的墨宝，上行下效，帖学大行其道。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等写碑的书家接踵而至，他们想开创帖学以外的新天地。凑巧北魏的碑刻出土越来越多，一班人就发展了扬碑抑帖的理论。
一般说来，汉碑或魏碑的文字多是苍老古拙，晋唐以下的法帖多是柔媚娟秀。前者宜写劈窠大字，后者宜写往来信札的小字。话又说回来，无论写碑也罢，写帖也罢：写大字也罢，写小字也罢；学书的步骤仍没有两样。
当代最有名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答人问书法》一文里，教人从怎样执笔，怎样用笔等基本工夫着手。基本工夫很踏实，前途真是未可限量，不然，就难写好字。他的结论说：
记得苏东坡曾经这样教人学书法：识浅见狭学不足，是不能学好书法的，必得要使心目手三者皆有所得。这就是说，必须眼脑手俱到，也就是教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一直到手的实践，三者互相作用，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反覆努力，就可以达到目的。（见《艺林丛录》第四编）
曾经写过《中国书法简论》的潘伯鹰先生，他在《艺林丛录》第二编里发表过五篇文章，在第五编里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第四编里又用潘博婴笔名写了一篇《书法杂论》。这篇文章洋洋二万言，对于执笔的方法，悬腕与导送的方法，临习的方法，文房四宝的采用，以致怎样才能够自成家数等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你喜欢写字，你更应该接受潘先生的指导，因为他的言论平易近人，极少车大炮，使初学者望而却步。
谈到书法的欣赏，潘先生教人不应该在一个一个的字上去欣赏，而是应该将所有的字，贯串来看，以便研究总格局的优美。他说：
每个字大小轻重，不要像算盘子一样的死板划一才好。这其实须要“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无一定规矩，而规矩未尝不在其中。这些工夫，全由积学而致。
它的阶梯乃从临摹入手，要考究了向背疏密的位置，把握了用笔迟速的巧妙。形体既工，丰神自出。再进一步，从所写的字里，真是可以看出人的性情来。
研究国术的人，多注意松腰、松肩、站马等基本动作；爱好音乐的人，时常要反复练习音阶；喜欢唱京戏的人，每天清晨必须吊嗓子；同样的，醉心写字的人，也应该不断地作基本功夫的训练。
在《伊墨卿的书艺》一文里，马国权先生曾引用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的片段。据说，“墨卿每朝起，举笔悬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以极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自健。”伊秉绶以篆法作隶书，楷书、行书，机杼一家，但他最得力处还在于每天清晨继续不断地作基本功夫。
平生不敢恭维口是心非、言行相左的人物。这种人嘴里说的是一回事，实行出来的又是一回事。例如康有为，他在政治上、学术上、书法上都占了崇高的地位，但他的言论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记得三十多年前，阅读康著《广艺舟双楫》的时候，我虽然佩服他的见闻的广博，但对于他现身说法的一段，似乎不敢相信。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挂念这宗事情，直到最近看了马国权先生所著《康有为书试评》，觉得马先生的言论是先得我心。马先生说：
且不说唐书家之名手如林了。源流之说既多龃龉，则所立“十家”、“十六宗”，自难令人首肯。其他可议之处甚多，如《购碑篇》中之反对先习一家，在“约取”的基础上“博观”；《述学篇》之言自己得力实在唐碑，实为尊魏卑唐之反证；《学叙篇》中所举摹习碑刻次序，有先学“精品”的《张猛龙》、《始兴王碑》，然后才临“能品”的《曹子建碑》，这也与其在《碑品篇》中的议论自相矛盾。（见《艺术丛刊》第四篇）
其实，这是文人的通病，因为当他放言高论的时候，他只求快意于一时，至于他自己所说的话是否会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暇细心去计较了。
自铅笔、钢笔、原子笔、打字机流行后，书道似乎会受些影响。事实上，真正喜欢书法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仍念念不忘他们的临摹的功夫，甚至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在有限的行李箱里，仍要抽出空位来安置他常用的文房四宝，而平常所喜爱的碑帖也不想片刻离开。具备这种耐心和魄力，书道还有它的前途。
专此顺问
学安！
子云（1965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