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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绘画展览会里匆匆一面，因为赶着坐车回家，来不及细谈，怅甚！
近来温习《白居易全集》，这书是我逃难越南期间的侣伴。那时手头所带的书不多，特地从堤岸广肇中学借来一套。该书是《万有文库》版，现在我所买到的是用《万有文库》版的纸型来校订重印的，不过版式的天地较大，看来更顺眼。
白居易和元稹是好朋友，好像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一样。史家通称“元白”，事实上，白居易的成就和影响比较元稹大得多。好在真正研究学术和艺术的人，最重要的是“自知之明”，人家的毁誉根本不看在眼内。
因为元白的关系很深，所以他的文集里所收集的致元微之的信件和诗篇特别多，而且态度也非常诚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配得上“知心”二字。
在《与元九书》那封信里，他自叙治学的经过，做诗的抱负，间亦穿插一些诗人最得意的事情。例如当时有个娼妓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他写这些句子的时候，恐怕也有会心的微笑。
然而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文学观点的正确。他辞严义正地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换句话说，无论文章也罢，诗歌也罢，著作这些东西的人，应该脱离不了时事，不然，这就算是无病呻吟。
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仅忙着准备考试，考试一定有范围，同时，还须揣摩心理，投考官之所好。这样一来，见闻有限，知识简陋，加以考试所出的题目与个人的素养和兴趣漠不相关，自己对于题材毫无认识和感情，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无论文章也罢，诗歌也罢，连一点生命也没有。请问没有生命的东西那里会流传得久远？
科举时代唯一的好处，就是考试及格的人，多少懂得驾驭文字，明白章法和句法。但是，文字通顺仅算是工具，工具琢磨得到家之后，更重要的是充实内容。内容全靠丰富的感情，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问。而感情、思想、学问三者又脱离不了生活和学习。
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第一是做官，第二是做幕客。做官的人有实权，做幕客的人是替大官做师爷或秘书。近代有一个著名的秘书陈布雷，他有句名言，做秘书的人，除了要守口如瓶外，他应该像蛔虫一样，把主人翁的肠胃摸得烂熟。但是，代天行道的人，究竟缺乏真实感，所以那种文字，至多可以算是官样文章，徒具冠冕堂皇的架势，没有艺术的价值，连苏东坡所作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也包括在内。
现在再来讨论白居易的文学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把生命献给文学，他长期研究历代文豪和诗翁成功的秘诀，这才下个断语说，文章和诗歌应该和时事结不解缘。
为着实践他的文学主张，他不得不深入民间，详细调查民间的疾苦。诗人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反应力是坚强的，表现力是具体的。他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把被迫害的平民的生活很深刻地表达出来。他的《村居苦寒》、《观刈麦》，把胼手胝足的劳动阶级的生活作入木三分的描写。尤其是他的《秦中吟》十首，每首都是他亲见亲闻所得的材料，然后以生花的妙笔，写成可歌可泣的诗篇。难怪每首诗一经写出，马上不胫而走，为的是它们真正能够表达人民的心声。
但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只许歌功颂德，不爱逆耳的忠言。因此，白居易那些带有讽刺的意味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大遭时忌。结果，他只有降职谪居，过着非常难堪的生活。用他的自己的话来说：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扼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侩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所谓“沽名”，即“爱出风头”，这至多是伤害作者的名誉：所谓“诋讦”或“讪谤”，即犯了“毁谤罪”，轻则罚款和道歉，重则坐监和受刑，而黑暗时代各国的名记者和名作家为着文字狱而身首异处的人，更是史不绝书。
平心而论，一个人的锐气是有限度的。当一人饱受监狱和刑罚的折磨后，他的锐气一挫再挫，有的早已迟钝，有的变成疯子，脑筋再也不会发生作用，仅有极少数人才会变成哲学家，通时达变，仍旧站稳他们的岗位。
文豪和诗人都是最敏感的，只因他们最敏感，所以对时政的得失，多少会比执政的人看得更透彻。只因他们看得较透彻，所以他们所发表的针对时弊的言论，更能够引起社会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起社会的注意，所以执政的人往往会老羞成怒，对执笔的人采取不利的行动。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实践文天祥《正气歌》所标榜的许多大人物的行径。那种行径很艰苦，不过真正的作家应该把成败利钝置之度外。
此候
近安！
子云（1965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