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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意有末尽，今天继续写下去。
前信末段，我提到成功的梦是美丽的，不过代价是很可观。任何部门的学术和艺术都是如此。
普通人以为球艺是最好玩的事情，可是把打球当做职业的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几年前，美国黑人所组织的哈林篮球队曾先后到新加坡表演过几次。他们个个都是高头大马，气力充沛，球艺湛深。每次比赛，都毫不费力地得到一百或八十分。他们在球场上玩球，好像猴子在树林里跳来跳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无不如意。
有一次，当上半场打完，我跑到场外去喝茶，凑巧遇着这些彪形大汉。我看他们全身汗如雨下，连背心和短裤都全部湿透，说话时，上气接不了下气。等到他们喘息稍微停止，我便以羡慕的眼光向他们说：“诸位挟球艺踏逼全球，到处受人欢迎，多好！”他们答道：“我们的生活和马戏团里的动物差不多。每天上午练球，下午休息，晚上比赛。这是日常的生活。此外，我们只知道，从飞机搬到旅馆，从旅馆搬到球场，又从球场搬到飞机。什么参观名胜，访问亲友，这些味道我们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他们的自白后，我这才恍然大悟，职业的球员，原来是怎么一回事。
普通人也许以为小提琴家或乐队的指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其实，把弹琴和指挥当做职业的人，他们的心情刚好是两样。
记得几年前，马思聪的令弟思宏到新加坡来表演的时候，m太太特地在家里设宴欢迎，我也被邀参加。在谈话中，我知道他的生活是相当紧张，早晨要练琴，下午休息，晚上登台表演，一天没有片刻的闲暇。最难过的就是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气候忽冷忽热的关系，很容易伤风，同时，因为水土不服，很容易使人精神不振。但是，表演的时间早已定妥，风雨不移。在这当儿，他只好硬着头皮，按时往戏院表演。假如他不是职业的小提琴家，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那么辛苦。
同样的，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他不但要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须有敏锐的听觉。记得从前在罗马的歌剧院听音乐，那位久享盛名的指挥已经年逾古稀。他娴熟乐谱，指挥若定。据同座的一位听众告诉我说，他精熟几十种交响乐的乐谱，每种乐谱厚达一二寸。假如他不是勤学苦练几十年，恐怕到了他那种年龄，早已成为废物了。
普通人也许以为书法家和绘画家也是最写意的人。其实，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一代书法家郑孝胥，每天清晨一定要练字两三个钟头，几十年如一日。其他稍微有名气的书法家，每天也要写几千字。至于中国的书圣王羲之，他摹临的工夫是那么深，连他家里的池子，也给他洗砚洗笔洗到全黑了。
近代中国的金石书画，恐怕应推吴昌硕为泰山北斗。他一生对于艺术各部门，都下过极大的工夫，到了融会贯通之后，一举一动都合规矩，而且会表现他个人的风格。用他的儿子吴东迈的话来说：
他每作一幅画，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对整个布局做到胸有成竹。直到整幅画面上的具体形象在胸际涌现，灵感勃发不可遏止的时候，就凝神静气，振笔泼墨，往往一气呵成，有如快马砍阵，烟云奔腾，看去似乎毫不费力。及至大体告成之后，对局部的收拾，却又十分沉着细致，惨淡经营，煞费苦心。常见他凝视沉思，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但很久不着一笔。
他曾指出，作画的要领在于“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要照顾到气魄”。这正是他自己从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体会出来的甘苦之言。
上述球艺、弹琴、指挥、书法、绘画成功的人，都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做学者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清苦，更不用说。
顾颉刚先生在1926年写他的著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那时他在北京大学服务，整个北京闹着欠薪。据他说：“北京大学的薪金，这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那一月了。友朋相见，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垂声下。”就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他却不动声色，整天埋头读书写作，而这篇打破纪录的洋洋八万言的长序，居然给他写成功。
你知道四十年前的今天，顾先生离校不久，收入有限，每月所领到的一成五厘的薪金，即百分之十五的薪金，恐怕连喝米汤也不够，但是，作为一个严肃而又辛勤的学者，他只好咬紧牙龈，把全副精力放到读书写作上边。人家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光是这种治学的精神，就值得后生取法。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尽，说不完。局外人仅看表面，觉得成功是侥幸，不知道局内人曾尝遍万苦千辛，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就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而论，最后决赛的时候，头三名内的争夺战，几乎要用吃奶的力量，把浑身解数施展出来，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分钟几秒钟的速度，一寸几分的高度，可是毫厘的差别，便判定优劣，你说成功是多么困难！
此问
学安！
子云（196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