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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蒙惠赐大著《诗词曲丛谈》，感甚！
多年来，你在南大讲学，所授的功课，主要的为韵文。对于韵文，你既然师承有自，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继续不断地用功；现在水到渠成，拿出专门著作来问世。此后，青年学子不怕无处问津。这儿特地向你道贺。
我常觉得，启蒙的书籍最难下笔，浅学的人不能写，饱学的人不想写。它需要学人有博大精深的研究，然后以如数家珍的姿态，侃侃而谈。在下笔之前，作者对于一个问题须有全面的认识，这样才能够分别各项目的轻重。有时正面写，有时侧面写：有时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有时迂回曲折，极尽低声细诉的能事。简单说一句，作者须准备浑身解数，把自己对于整个问题的心得，提纲挈领地呈献于读者之前，使他们读后，可以培养兴趣，增进能力，以后就随时随地按照指定的书目，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是传授任何一门艺术和学术最适当的方法，对于读者堪称良师益友。
大著共分四部分：（一）谈诗，（二）谈词，（三）谈曲，（四）谈诗与乐。除了第四项包括四篇单独的论文外，其余三项都以初学者做对象，先引起阅览的动机，然后分析诗、词、曲的体制与特征，再后提出创作的方法或法式，由浅入深，由易入难，一步紧接一步，使读者对于诗、词、曲都有深刻的印象。
孔子教人：“能近取譬，可以为仁之方矣。”老实说，理论是简单的，最重要的是引譬取喻。屈原、孟子、庄子、贾谊、苏轼的文章，得力处全在于引譬取喻，同样的，启蒙的书籍也需要多多引譬取喻。因为作者能够提出具体的例子，所以读者才有深刻的印象。不然，作者仅空谈理论，好像凭空对人说梦一样，模模糊糊，而读者因为事前毫无准备，不得不在梦中说梦，结果，当然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谈到引譬取喻，或者很具体地举出可以作模范的例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说来，作者必须饱学之士，对于这一门的重要文献，早已十分熟悉。同时，他须有文艺理论上的训练，使他能够分析和解释。最后，他自己必须是创作能手，以便现身说法。具备这三重资格，这才能够增加读者阅览的兴趣，继续研究的决心。
球场上的教练，多数是由普通球员做到选手，由选手做到队长，最后，才由队长做到教练。电影和戏剧上的导演，多是科班出身，由跑龙套做到配角，由配角做到主角，最后，才由主角做到导演。此中过程，历历可考。事实上，极少人能够光靠几本理论书的指导，便能够登堂入室地取得教练和导演的地位。
你得天独厚，在大学时代，即得到一代名师吴梅、汪东等先生的指导。从此以后，你即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蓄意钻研。长期的累积和锻炼，早已使你达到驽轻就熟的地步。最近几年的讲学，使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机会来整理满腹的经纶。
须知在大学讲学和普通谈天不同。普通谈天，大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事前既不需要充分的准备，讲完就拉倒，说错说对，自己不必负太大的责任。大学讲学则不然。它不是空口讲白话，它必须信而有征。要达到信而有征的程度，讲者不但要饱读群书，以便繁读博引，而且须组织缜密，有条不紊。你这部层次分明，举例适当的大著，不消说尽了大学课本的任务。假如将来东南亚任何一个地区要编辑大学丛书，我一定投你一票，推荐大著为大学丛书之一。
我曾说过，经常写作的人多患泻肚的毛病，文字工具运用得十分纯熟，可是内容却很稀松。专门的学者多患便秘的毛病，事实懂得很多，掌故储藏得很丰富，只因食古不化，所以文字或失之艰深，或呈现杂乱。
你这部大著深入浅出，文字琅琅可诵，煞称佳构。兹特引述序文片段，借见一斑。
诗词与散曲，确是中国最突出的文体，也是东方文学最光彩的一环。假如你想让你情感的翅膀，飞翔于另一个美丽的辽阔的意象世界，假如你想欣赏中国的生动、精练和富于音乐韵律的文学语言，假如你想体会古诗人、词客、曲家们所反映各个时代人民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那你该紧紧地接近它们；假如你想做新时代的新诗人，你更不能远远地离开它们。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无论写景、咏物、书怀、叙事、说理、言情，或灿若朝霞，或皎同秋月；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激电回风；或以才气取胜，或以功力见高；……鸿规往范，足资取法正多，我们该吸取前人丰富的营养，来提高本身创作的水平。
在启蒙运动上，严复、林纾、梁启超、胡适等人各有一定的贡献。现在这些人的墓木已拱，多数青年已经忘记了他们。“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在这新启蒙运动上，如已故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如年逾古稀的瞿蜕园先生的《史记故事选》、《汉书故事选》，如中华书局所出的整套《古典文学普及读物》都是研究中国学问的良好入门书。现在你以诗、词、曲专家的资格，著述一本人人可读的大著，这功绩可不小。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