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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蒙枉顾，失迎歉甚！
在新马的音乐敬师中，你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你不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富有老大姐的风度。你照顾同行，提携后进，什么叫做妒忌和怀恨，优越感和自卑感，在你的字典中，永远找不到。
只因你的胸襟阔大，行为磊落，所以许多爱好音乐的男女青年，都愿意跟你学习。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你往往把新来报名的学生，介绍给你的同行或后辈。这种光风霁月的襟怀，最值得人敬重。
记得十七年前，小女仁思要学习钢琴，我曾领她到府上拜访。当你知道我的来意的时候，你即刻介绍我去见容慕蕴女士，为的是容女士初到新加坡，时间比较充裕。不久之后，容女士要移居香港，又蒙你介绍给谢佩贞女士。经过这两位教师的熏陶后，小女才下个决心，以音乐为终身事业。目前她能够在伦敦教导音乐，而且能够时常在bbc献技，饮水思源，全靠你当初介绍的功劳。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人为着介绍新思潮，于是打倒孔家店，推翻旧道德的声浪，洋洋盈耳。这种矫枉过正的论调，往往会发生反作用。因此，在拙著《春树集》里，我曾写了一篇《释忠与恕》。我认为，像遗老遗少那样，忠于一家一姓，固然是个大错误，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效忠，却是再正确不过。至于恕字，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假如一个人不懂得将心比心，宽恕人家，专门对人吹毛求疵，恐怕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外，找不到一个好人。
古人说：“移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从你的身上得到具体的证明。一般人仅知道你把所有学生当做自己的儿女看待，除了指导钢琴外，对于他们的学业前途，经济的背景，家庭的生活，无一不体贴入微地表示关怀。不知道你的爱护学生是出于天性，像你的孝顺老母一样，日夜照顾，寸步不离。我每次看你扶着年逾九旬的老母亲到维多利亚戏院去听音乐，心里既羡慕，又惭愧。羡慕的是，我的双亲早已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奉养：惭愧的是，假如我的双亲还活到今天，我对双亲的孝敬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标准的五成、三成，一成，连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
照史书的记载，中国有二十四孝，其中有一部分算是传说，恐怕靠不住。现在我以同时代人亲见亲闻的资格，投你神圣的一票选举你为第二十五位孝女，相信和你相识的亲友没有一个不表示赞同。
日前接读四月九日手教，反复诵读，越看越佩服你的人格的高超。你说：
文人像春蚕一样，丝吐不尽不肯休，但享受的不是自己，而是穿丝绸的人。在事业上已有这样的贡献，儿女也长大自立，当享受一点陶渊明的田园乐。人生几何？对酒当歌，才对得住自己，请多珍重！
这一段话所给我的精神上的鼓励，比较任何勋章更有意义。
其实，春蚕也罢，蜜蜂也罢，它们吐丝酿蜜，完全是要尽它们应尽的职务。“采得百花来酿蜜，为谁辛苦为谁忙？”答案是：完全为自己的志愿和兴趣。志愿和兴趣都是抽象的东西，它们的高度、深度、广度没法子衡量。唯一可以衡量的，就是时间的久暂，聚精会神达到什么程度。谁能够持久，谁能够专心一志，忘怀得失，他多少有操左券的希望。
我常觉得，文人学者，像任何一部门的艺术家一样，应该步着古代的烈女节妇的后尘，抱定“之死靡他”或者“从一而终”的宗旨，干到最后一次的呼吸停止的时候，才可放手。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这是“前人种树后人荫”的精神，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应该严守这个崇高的宗旨。
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在商业社会里，一般人都太过现实，利禄所在，个个像附膻的蝼蚁一样，争之唯恐不及。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学术、不但不受人欢迎，而且会受人讥笑、奚落、鄙视，以为这些人不是疯子，便是迂儒。
在这不大健全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应该时常提高警惕性，加强自信心，事事以最艰苦卓绝旧古人做榜样。假如有人诉说，音乐会没有人欣赏，新书出版没有人写书评介绍，那么我们应该联想到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生前潦倒不堪，死时没有葬身之地，直到死后多少年才被有心人发现。这时候，他的乐谱、速写、草稿，无一不成为瑰宝，给古董商当作利薮。这事情中外的历史上时常见到，一点也不奇怪。
薄命的天才曹雪芹死后，他的友人写一副挽联追悼他。
字字看来都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死得比较年轻，他的《红楼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前后足足十年。若论现代比较长命的作家，如罗素、萧伯纳、丘吉尔、施怀泽，年龄都在九十以上，他们所过的辛苦的笔墨生涯，并不止十年，而是六七十年。在这么悠长的生活里，悲欢离合、穷通利达、甜酸苦辣的滋味实在尝得足够。好在他们的意志坚定，兴趣浓厚，所以能够坚持到底。
专此布复，顺请
近安！
子云（196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