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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函意有未尽，今天准备和你再谈。
正想念间，忽然记起日前报上发表你的大作《写在陈毓申女士独唱之前》，不胜钦佩！
现在先抄录你的一段话：
昔日贝多芬发现舒伯特的才华，他说：“这是一颗天上的明星，但不要让他本人知道。”贝多芬当时已经是乐坛上的巨人，舒伯特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相对之下，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然而贝多芬却能够一眼就看出舒伯特的不平凡，真可谓英雄识英雄。他不当面称赞舒伯特，原因是恐怕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而耽误了前途。用心良苦，由此可知。此乃身为老前辈者应有的道德涵养。不幸得很，当时的维也纳对舒伯特并没有好感，致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他是在贫病交迫之下，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人间了。
旷观中外古今伟人的传记，凡是大人物，他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胸襟豁达，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希腊的哲人说，“我爱生命，我更爱真理”。这种言论和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吻合。须知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是道德最高的标准，也即西洋哲学家所标榜的真理。只因伟人把真理或仁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他们愿意为真理或仁义牺牲一切，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还有一层，普通人都爱护自己的儿女，这是天性，无可非议。但是，真正聪明的人，爱护学生比较爱护儿女还亲切。《诗经》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是说明朋友比兄弟更亲密。
我常觉得，中国的“五伦”，只有“朋友”这种关系最为亲切。君和臣，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并没有预先得到你的同意。同样的。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的关系，也没有预先得到你的同意。至于夫妇，表面上，虽恩恩爱爱，但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恐怕占了大多数。只有朋友的关系，是自己选择的。一个晚上的酒会，可以认识许多人，不过真正知心的朋友，一生恐怕只能找到一两个。
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最为重要。假如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夫和妇的关系，都能够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这不消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为什么第一流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对于学生的重视，会超过他们的儿女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事业上既然有极大的成就，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找个传道授业的对象。可惜他们的儿女不见得都很聪明，因此，他们只好在许多学生中找到一两位高足，把毕生努力所得到的一点窍门，交给他们作信托人，这正合古人所提倡的“火尽薪传”的意见。
在近代音乐史上，德国和奥国，人才辈出，到了贝多芬，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成为乐圣。贝多芬远绍巴赫的余绪，根器非常深厚，他极希望在年轻这一辈中找到可以传道授业的对象。他比舒伯特大了27岁，当他发现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音乐家的时候，他真是喜不自胜，认为“这是一颗天上的明星”。这样一来，后继有人，光辉灿烂的音乐史可以连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但是，贝多芬恐怕年轻人器小易盈，很容易觉得满足，所以他不让舒伯特本人知道，希望他像白浪滔天的长江大河一样，在没有奔流到大海之前，须经过许多曲折。正如你所说：“用心良苦，由此可知。”
但是，当时的维也纳社会，仍十分黑暗，对于一个还没有成名的青年，往往以白眼相看，不会给他以一点一滴的支援。结果，在穷愁潦倒的状况下，舒伯特饮恨终古，死时年仅31岁，这是乐坛的一个大损失。
我们都是从不大健全的社会里生长出来。在我们的社会里，我总觉得，芸芸众生，可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饱死，一部分饿死。结果，对于社会同样是个大损失。
撇开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不谈，在过去的中国，那些拥有较高的学位，而又有相当人事关系的人，在短短的期间内，很快会成为“学阀”。他们身兼数职，外得各国退回的庚款的资助，内受政府的津贴，一天到晚，无非忙着送往迎来，接见宾客，出席会议，发表宣言。一举一动，和学术艺术毫无关系。肚子饱得发胀，脑袋却空空如也。
另一方面，那些怀才不遇的失意的人物，整天彷彷徨徨，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地位，“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把大好的光阴，虚掷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这未免可惜。
你是个有心人。你找出可以寄托宝贵的生命的音乐，你又看透势利庸俗的无聊。因此，你除了教导学生外，尽量闭门谢客。在繁华热闹的市区里，心甘情愿地做个隐士，这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陈毓申女士，旅居意大利多年，在艺术的气氛很浓厚的罗马的熏陶下，进步自在意料之中。她本人的造诣已经很可观，现在再由你以老前辈的身份，为文介绍，相信一般听众将联袂前往欣赏。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