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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相识多年。起初，仅知道你是个青年作家，喜欢写小说。最近两年，彼此过从较密，从你的工作的表现上，才深刻地认识你是个优秀的编辑。
自1931年离开校门后，我就靠这枝秃笔来谋生。因为写作的关系，我所认识的朋友中，以学者、作家、编辑这一类的人物占了大多数。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许多事情，一经比较之后，马上显出高低优劣。因此，我一向鼓励人时常出国旅行。当你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即刻可以按照已知的知识来衡量当前的事物；吸收人家的特长，补充自己的不足。请问世间最写意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得上技术或学术的进步？
作为一个良好的编辑，他必须像建筑师一样，准备一个蓝图，工作才有个中心。根据一个中心来找材料，这才会百变不离其宗。不然，东抓一把，西抓一撮，填满篇幅，便算了事。这不是编辑，这仅算是货仓管理员，把货仓里的每个铁架子装满了，便算尽了他的责任。
蓝图定好了之后，第二步就要物色作家。须知“人往高处攀，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优秀的编辑，像良好的戏院的经理一样，必须物色那些能够非常叫座的作家。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假如编辑能够得到几位名作家来合作，那么其他享誉文坛的高手，自然而然会前来献技。当京剧全盛时代，四大名旦往往有同时在一起献技的机会。每个人展开浑身解数，全神贯注他的艺术。平时每个人已经出色当行，成为一派的宗师；到了大会串的时候，这更是登峰造极的表现。例如战前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东方杂志》，每当新年来临，编者必须于五六个月前，早就约定最有名的学者和作家来撰稿。到了出版之后，每篇文章既有相当分量，编者也得到最大的光荣。
新马的写作人才不算多，加以十年来出版事业走了下坡路，书店关了门，作家搁了笔。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你受命主编文艺副刊。可是你一点也不灰心，你会脚踏实地到处去访问已经成名的作家，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心提携后进。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新马的文艺界对你已经有很高的评价了。
你本人是个作家，你知道所有作家有他们特有的脾气，所以你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你既然很深刻地知道他们的特长，你又很虚心地邀请他们和你合作，结果，你的箭头所到之处，谁也脱离不了你的关系。古人说：“至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你能够动员新马大多数作家，不分畛域地和你合作，这充分证明你是个成功的编辑。
文章到手之后，剩下的是编排和校对这两个问题。假如有人把精彩的文章当做精致大方的家具，那么编者的工作就等于室内设计。同样的家具，同样的客厅的面积，会陈列的人，马上显出美观实用的价值；不会陈列的人，把客厅当做货仓，任何东西都塞进去，什么叫做空灵，什么叫做古雅，他简直莫名其妙。
亡友许地山先生和黄曼士先生，都是最讲究生活的艺术的人。他们的客厅的面积并不大，但他们懂得运用脑筋，时常更换墙壁上的字画、桌椅和角落上的盆景和花卉。一经重新布置，好像满室生春。会陈列和不会陈列，相去何止天壤。
最后，要谈到校对的问题。在光荣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上，校对是一门大学问。负责校对的人，必须学问渊博，同时，须以绣花针的工夫，一丝不苟地进行他的工作。当全部作品达到“校正无讹”的时候，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不但作者十分开心，而且编者也引以为荣。
这纯粹是能力和责任感的问题。许多编者的能力也许很高明，但责任感不大浓厚，能够敷衍塞责，就算功德圆满，这是不对的。
我曾翻阅中华书局编印的《辞海》，排编者叙述校对工作的辛苦，曾有下列一段话。他说：
就吾人经验者，普通书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每书印刷所校三遍，编辑三遍。此书每人每日不过校七八面，印刷所须校五次，编辑所须校十次，名词术语尚有夹用他国文字者，校对更须专家。
这一段话，充分反映出校对是多么不容易。
目前你的工作环境并不太理想，但你却尽了最大的力量，先自细心校对一遍，然后在可能范围内，亲自送给每个作者再校对一遍。这样一来，你所编的文艺刊物的错字，就比其他的刊物少得多。
“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校雠工作的艰辛，老于此道的人早就尝遍个中滋味。简单说一句，要作品达到“校正无讹”的境地，必须作者、编者、印刷所三方面的密切合作。作者的字迹千万不要太过潦草，自行发明“天书”，使人看得不明不白。编者除了细心校正之外，如有疑问，须看参考书或请教某一部门的专家。印刷所的工友，须不怕麻烦，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编者签字付印而后止。不然，作品虽是上乘，但校对工作却搅得一塌糊涂，这无异“白璧微瑕”，破坏艺术品的完整。区区之意，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此请
编安！
子云（196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