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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研读大著《中国文化人类学》，不胜钦佩！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新的学问，普通人多数不大熟悉。大著是运用演讲的体裁，深入浅出地把“中国文化人类学”向一般大学生面谈，提纲掣领，有条不紊，到处显出你的功夫。
目前学术界的趋势，大多数人喜欢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呓语越多，参考资料越丰富，弄到连大学生都莫名其妙，才算是本领。我个人非常赞成专题研究，因为业以专而精，只要专心守着一个小部门——不论热门或冷门——迟早总有新发现，新发明。但是，当一个人的学问相当成熟之后，或者专门的论著累积了相当分量之后，他应该来个大综合，把毕生研究的心得，很有系统地写出来，好让一般读者也能够分享他的成果。你这本演讲集，刚好完成这使命。
大著名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内容却包罗万象，面面周到，从史学、哲学、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语文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和技术，你都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各种材料，组织成一部很有系统的专著，这是由提高到普及，由专精到通俗的过程。这种工作，古代中国的大学者早已尝试过。他们很深刻地了解“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大道理，所以他们在著述或编辑一部大著之后，往往要写个“提要”或编个“简篇”，最后，他们还要提炼成几句或几个字的秘诀，以广流传。
在现代的英国，牛津、剑桥等古老的大学的“学侣”（fellows）或“研究员”（readers），他们除了专精一两门学问外，有时也和出版家合作，编著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如《家庭大学丛书》、《自修丛书》。这些小册子，平均6万字到8万字，观点正确，材料翔实，文字生动，引起普通人阅读的动机。卷末照例有一系列的参考书。假如读者想作专门的研究，那么他大可按图索骥地把那些参考书拿来研读。每看一本新书，他将会大开眼界，知道这一行的名家是哪几位，这一门学问的发展情形又是怎样。积了十年八年的经验，普通人可变成专家，外行可变成内行了。
俗语说：“久病成医”，问题全在于累积的功夫，功夫到家，一旦豁然贯通，对于事物的表里精粗，分别得一清二楚，这是多么有趣！
大著值得介绍之处甚多，不过有两点我特别同意，兹简述如下：
第一，天下一家。多年来，我因为受中国的儒家及现代印度几位伟人的教训，觉得天下一家的理想，才是救世匡时的捷径。我曾写过《开亿万年的太平》（见《春树集》）、《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见《暮云集》，未再版）。现在看到大著也有一篇谈到《天下一家的追求》，所以心里非常愉快。
和天下一家的理想相反的——就是现代帝国主义者的作风。他们主张“分而治之”先把各民族隔开，然后进一步把一个民族分为各帮派，有时给这个民族一点甜头，有时给那个帮派一些恩惠，使他们自相矛盾，同室操戈，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这种“分而治之”的法宝，实在不值得识者一笑。（参阅拙著《新加坡文化的特征》）
其实，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但现代的侵略者会运用，连一二百年前的满清人也操纵自如。你说：
清廷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对各民族采一取分化政策。满族入主中原，行政人员是满汉对称，而实权始终是在满人的手里。东北一带是满族发源的圣地，所以不许他族移殖。其他各族定居，界限也很分明，清廷且防止他们交通往来。因地而殊，来分别而治。对汉族的政策是“抑其道器而扬其文词”；对蒙族是“用其力而绝其知”；对回族是“抑其教而离其人”；对西藏是“崇其教而抑其政。”这些政策分明是蒙古人偏见的遗毒，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变相。
这儿可见，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分化的政策是统治者的传家至宝。
第二，母语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最方便的莫为母语。因此，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提倡母语教育。因为母语如运用得很纯熟，你就有把握操纵这种利器，再进一步，你可以运用同一方法来学习其他语言。
欧美的超级强国，为着实现它们的侵略政策，便制造谣言，说中国的语言不统一，文字十分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多学英文，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出路。一般无知的市民，误听邪说，纷纷送子女进英校，结果是自误误人。
中国的语言，虽然可以分为八大方言，但说北方话的人，占全国人口70巴仙以上。年来国音字母很流行，加以教育普及，文盲差不多绝迹，在不久的将来，七亿三千万以上的人口，全部可以运用北方话。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及词句都相同，只是发音有些差别而已”。
你这部大著，对于此时此地的读者，非常有益。它可以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它可以开辟一条新路，使他们朝着“天下一家”这个崇高的目标进军；使他们懂得先通母语，然后继续学习国际通用的语言。这是本末先后的程序问题，说穿，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此祝
著安！
子云（1968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