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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畅谈两次，不胜喜慰！
南洋大学创办了十三年，到了今天，才找到像你这么胜任愉快的人做校长，这充分证明创业的艰难，同时也可见人才的难得。
从“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到正式的大学；从教授的待遇比较中学教员还差，到所有教职员的待遇和马大、新大相等；从本国大学的学位不被本国政府承认，到国外大学多数都承认；此中的困苦艰辛，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道出一二。
现在一切局面已上了轨道，然后由你来计划、筹备、执行百年的大计，这正是六辔在手，操纵自如，这儿谨祝你万事如意！
在过去十三年里，南大虽饱经忧患，同时，还遭遇几次大风潮，但最使人兴奋的，就是南大有一部分洁身自好的同学，站紧岗位，抓紧机会来求学。虽然南大初期的师资和设备不够理想，但那些立志向学的青年，以人一能之，己十能之；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人百能之，己千能之；人千能之，己万能之的坚忍，决绝的精神来战胜一切困难。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天地间的一笔大资本。你瞧，世界文明古国，现在还能够生存的仅剩了希腊、埃及、印度、中国，不过论魄力的雄厚，成绩的优越，我们不愧为老大哥。此中最大的关键，全还于我们不向困难投降，所以困难也要封我们退让三分。
你生长于书香之家。你的老父亲是个优秀的物理学教员和中学校长。家学渊源，加上个人的聪明和努力，使你一步紧接一步地走上成功的大道。当你在大学时期，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你在广西逗留一些时间，使你深入民间，知道中国的教授和学生，虽在日本的飞机不断地漫无目标地乱炸中国的平民，但他们的斗志更坚强，弦歌之声，从未中断。这种精神上的感召，对于正在求学中的青年，不消说是极大的鼓励。只因你也尝过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苦况，所以后来你到港大和牛津升学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和平安定的日子是不可得，因此，你更发奋向学，在成绩上老是比一般同学胜一筹。
你是个最懂得利用时间，掌握机会的学者兼行政人员。一般学者负起行政的责任的时候，大多数是随波逐流，把书籍束之高阁，连报纸也没有好好的翻阅，更不用说会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了。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工作忙。其实，这仅是片面的理由，另一个更大的理由，就是懒惰，和办事没有条理，东抓一把，西抓一撮，让自己作环境的奴隶。
记得几年前，我到马大去看你的时候，你曾领导我去参观你的实验室。那时，你已经是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但每天你总要抽空来实验。后来，你又代理副校长，但你绝不会以公事忙碌作口实，放弃你做实验的机会。结果，在你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的期间，你所作的专门性质的论文，仍与日俱增，这是新时代的青年最好的榜样，值得他们向你看齐。
现在你担任南大校长，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配合得很恰当。并不是我要说扫兴的话，当十三年前，南大刚创办的时候，校长（那时叫做行政委员会主席）没有实权，一切权力操在校务委员会的极少数委员的手里，无论什么事情，校长做不得主。亡友张天泽先生处在那种环境中，一筹莫展。只因郁郁不得志，所以造成内伤，终于病死于夏威夷。现在南大的情形与十三年前完全不同，在天时上，这是对你有利。
南大初创办时，林语堂先生颇受校董会重视，全体教授都得到三年的合约。不幸林先生要南大作反共的堡垒，结果，不欢而散。校方按照契约，赔了三十多万元。经过那次教训后，由外地聘来的教授，聘约仅限一年，虽然期满可以续聘，但是大家都不免有“五日京兆”的心理，其中有些教授连冰箱和电扇都不敢轻易购置，免得一年期满后，这些东西都变成废物，致浪费金钱。现在你以新加坡公民的资格来做南大的校长，你当然比那些过渡时代的人物，更可以有计划地发挥你的才具，为南大奠定百年的基础。
南大初创办的十三年间，人事关系老是搅得一塌胡涂。在校内，因为大家不安于位，所以校方对于教授们不敢抱太大的期望。在校外，无论政府或其他大学，都抱着歧视的眼光，尤其是毕业生向政府求职的时候，那些负责取录的官员，仅注意一味英文，对于南大毕业生所擅长的中文，都一笔抹杀。现在南大已经得政府的承认，同时，也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大学的承认，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不消说会加强各位教职员的信心。此外，你曾在马大教过十八年书，无论马大，或者由马大分家出来的新大教职员，多数都是你的旧交新识。至于南大，远在1959年，你曾花了四个月工夫，和其他六位委员，对于南大的内情，作详细的调查研究，一面熟悉南大的内情，一面又和新马其他各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由你来任南大校长，正是天造地设，再适合不过。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代表什么的呢？答案是钱。因为办大学是最费钱的事情。美国的几间著名大学，基金多在十亿美元以上，所以校长可以放手做去。假如国内外爱护南大的人士，能够源源不绝地给南大的经济上以大力支持，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你的任务。
此请
著安！
子云（1968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