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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洋学会的聚餐会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点，使我的答案比较圆满，这儿特地向你道谢！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体。创造社如此。语丝社也如此。
为什么日本留学生比较欧美留学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上有更多的贡献呢？
你说，因为到日本读书的多数是穷学生，生活很困苦，同时，因为日本的学校对于本国的学生要求较严格，对于中国的学生要求较宽容，所以中国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深入民间，得到更多的经验。
你的话说到这儿为止，以下是我的意见。
原来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生活越困苦，想运用文学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冲动就越剧烈。许多作家所以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虽然他们的动机并不一定要“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但他们至少可以把塞在喉咙里的骨梗吐出来，使心里暂时得轻松一下。须知整天很安乐地在冷气房或暖气房里过活的文学家，他们充其量仅懂得做研究或校勘的工作。他们懂得很多文学理论，他们看过不少文集，可惜他们的生活毫无内容，所以写不出文学的作品来。例如胡适成名的几篇文章，不外《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不过这种考证式的文章，至多仅证明他参考了不少书，和创作本身并没有丝毫关系。难怪他活了七十二岁，在国际上享了大名，但他一生并没有写过什么特别的文学作品。
记得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研究》。我曾很惋惜地说许多作家都饿死，不过以研究饿死的作家为职业的文人，却能够过极舒适的生活。
“绔纨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诗圣杜甫还不是为这事情叹了一口长气？
和困苦的生活及丰富的经验有关的，就是语文本身的问题。日本起初是全盘接受中国的文化，甚至喧宾夺主地把中国的文化当做日本的文化。当七十年前，梁启超一般人亡命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只须花了几个月工夫，便可阅读日文的作品。因为那时的日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中文，比较聪明的人，只须认识日文字母，粗通一点日文的文法，便有阅读日文的能力。甚至日文一窍不通的黄公度，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来跟日本的士大夫作笔谈。
到了五十年前，当创造社的一些基本干部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们进的是日本高等学校。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后，不但精通日文，而且能够阅读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的书报。这样一来，他们的眼界大开，对于世界文学名著也有更彻底的认识。只因他们对于世界文学名著有更彻底的认识，所以他们便鼓起无比的勇气，力争上游。结果，他们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自然会多采多姿，有声有色。
至于欧美留学生，因为学习外国语文的困难，到处发现了下列的现象。撇开程度恶劣的学生不谈，那些优秀的学生，一脚踏进欧美的国土后，便立定志愿，发奋学习语文。他们整天翻字典，记生字，绝对不说一句中国话。等到他们精通外国语后，他们便束装回国了。社会关系较佳的人，一来就当大学教授或科长以上的官员。从此养尊处优，和创作绝缘。这是藏拙的办法，因为多做多错。只要长期没有动笔，以后就把创作当做畏途。何况他们一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腐化，除了教书和办公外，主要的工作就是送往迎来，婚丧庆吊，打麻将或打桥牌，连报纸也没有好好的阅读，何况有系统地研究什么书籍，呕尽心血地写作什么东西？
日前遇着一位大学毕业生，他告诉我说，十几年前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因为家境困难，所以他必须半工半读，一面上学，一面兼任家庭教师。到了晚上，他还是青灯黄卷地努力不懈。他曾写过小说和散文，越写越起劲。除了浓厚的创作欲外，他还希望得到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
现在则不然。现在他担任政府的高级中学的教师，月薪将近一千元，同时，他还兼任黄昏中学的教师，收入也不坏。公余之暇，仅在客厅里看电视，或者到娱乐场去寻开心，连信也懒得写，更谈不到什么读书和写作了。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当他在某著名中学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同事整年不会看过三本书。起初，我还是将信将疑，以为他是言过其实。近来经过多方面考察和见闻，知道这儿的读书的风气实在不够浓厚。一般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到了社会工作后，无论当教师、公务员或职员，除了处理例行公务外，喜欢买书和看书的，实在寥寥可数。古人说得好：“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终日多暇逸者，其出入不远矣。”想起日本人和德国人那么努力上进，想起他们的读书和写作的风气那么浓厚，想起他们的出版物堆积如山，回头看看本地的读书和出版界，除了人人必读的几种课本外，真是一无所有，这怎么不使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南洋学会的聚餐会，是个以文会友的地方，望你多约几个朋友来谈。
此请
著安！
子云（196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