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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一天，我独自跑到海滨去阅读世界名著。除了开始研究罗素的《西洋哲学史》外，还欣赏了一篇妙绝千古的奇文。这比跑到灯红酒绿的歌台舞榭去凑热闹，更有意义得多。
这篇文章是法国大文豪大诗人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法国大思想家大戏剧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一百周年忌辰的演讲辞。我一面研读，一面心弦在跳动，觉得作者的每句话好像都能够表达我的意思。
雨果说：“他不止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时代。”寥寥数语，把伏尔泰的历史地位完全烘托出来。像这种笔锋，正如雨果自己所说的：“比较轻风还轻，比较雷霹还有力。”
截至现在止，一般治历史的人，多以帝王的皇朝来划分时代，从商、周、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不但以帝王的整个朝代为朝代，而且以某某帝王执政的时期，为某某时代。例如秦始皇时代、汉武帝时代、唐太祖时代、宋太宗时代、清世祖时代……这是很不合理的。
谁也知道，打天下的创业主，大多数是流氓和强盗出身，他们读书虽不多，但他们敢作敢为，敢杀人如麻。此外，他们还懂得一套权术。要利用你的时候，他们会假装苦口婆心，花言巧语，把你骗上钩，替他们奔走拼命。等到他们平定天下，稳坐最高贵的宝座的时候，他们便实行“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那种最毒辣的政策，把所有功臣拿来杀头，斩成肉酱。可怜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生给书本压得扁扁，连做皇帝的野心早已消失净尽，他们至多仅希望有事做帮凶，无事做帮闲，以便得到一官半职，封妻荫子。结果，不但自己做奴才，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也注定做奴才。
这种旧观念，旧作风，一直延长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有一小部分专攻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才敢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们开始著述“人民的历史”。他们开始以机械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演变来划分经济史的阶段。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无形中使帝王的皇朝逐渐贬值，使文化的斗士的地位逐渐提高。
老实说，今后写中国史，应该以大思想家、大文豪、大史家的时代为时代，再也不必谈到商、周、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了。例如孔子时代、屈原时代、孟子时代、司马迁时代、杜甫时代、苏轼时代、关汉卿时代、施耐庵时代、曹雪芹时代……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掷地作金声，让他们的同宗和同乡觉得很有光彩。至少这比利用杀人如麻的开国的帝王，或者骄奢淫佚的末代昏君朝代来命名，更当有时代的意义。
清代诗人赵瓯北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其实，历史由文坛艺苑的领袖来掌管，这不消说更容易使人佩服。
太史公早就看透这一点，所以他在《孔子世家赞》里说，所谓王侯将相，都是“当时则荣，殁则已焉”。换句话说，只有文坛艺苑的领袖才能够万古常春。
话又说回来，要做个不朽的代表一个时代的大文豪，真是谈何容易。事实上，这个人必须有远见，站在时代的前头，领导时代。但是一般社会人士都是“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当眼光犀利的思想家早已看出时代的病态，大声疾呼地要改革这个弊端，反对那种制度的时候，他难免受人谴责，遭人讥笑，最后，他很可能以身殉道。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人物倒是不少。
站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他早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但是，在他还没有断气以前，他却不能不考究达到目标的方法。他懂得运用历史的材料来发挥个人的怀抱，即俗语所谓以古喻今。他也可以借助童话和寓言。从事指桑骂槐的工作。到了旁敲侧击的办法都不通的时候，他只好明目张胆地把他的对象骂臭骂倒。这种苦心孤诣，凡是熟读伟大的思想家的传记的人，多少都能够理会。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雨果也说：“伟人极少是孤单的；庞大的树木在支配森林的时候，更显出它们的庞大；在森林里，它们更觉得自由自在。”当中国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那么多英雄豪杰，文人学看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人，才算是真功夫。因此，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便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
同样的，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正是人才辈出。文学、戏剧、音乐、法律，每一部门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站在最高的峰巅的领袖只有伏尔泰。伏尔泰之后，才有卢骚和狄德罗。（voltaire rousseau-di－derot）这三人的名字不但代表法国，而且代表近代欧洲的文明。
《圣经》里有个最短的句子，“耶稣哭了”（jesus wept）。区区两个字，含蓄着极深长的意义。雨果套着《圣经》的语气，说“伏尔泰笑了”（voltaire smiles）。这儿的“笑”字，并不是指战争贩子、军火商人发了横财之后的大笑，而是指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会心的微笑。用雨果的话来说：“那种神圣的眼泪和人道的微笑，包含着现代文明的甜蜜。”
读了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杰作后，越觉得自己太渺小。唉，我实在不敢再把笔乱涂了。
此问
学安！
子云（1970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