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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我常觉得，报纸的社论固然等于报馆的灵魂，但是专栏特写和星期论文，更容易显出报馆的力量。一般说来，专栏特写是报馆内部同事的责任；星期论文是邀请社会人士，学者专家来执笔。内外互相呼应，使报馆和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才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除了《大公报》创业时代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外，到了第二代，它的人才辈出，在新闻界、文艺界、学术界、政治舞台都起了领导的作用。
在专栏特写这方面，《大公报》放出的第一名大将是范长江。范长江是四川人，1908年生。当他在北京大学肄业的时候，他已经崭露头角，给《大公报》写稿了。他的第一部名著《中国的西北角》连续在报上发表，不久之后，出版单行本，一纸风行，极受学术界重视。
范长江不但是个杰出的记者，而且长于组织。他办过国际新闻社、《华商报》；到了战后，他担任过中国的几家大报的总编辑和主笔。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欲知详情，请看香港某国情报机构所出版的《人物志》。
《大公报》发出的第二名大将是王芸生。王芸生是河北人，1899年生。他的笔锋富有情感，写起社论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他在《大公报》服务的初期，主要的是主编《国闻周报》，这份刊物在华北风行一时。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全国人民掀起抗日的浪潮，就在那种环境下，王芸生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连续在《大公报》的专栏特写上发表《六十年的中国和日本》。这一套资料后来整理成书，共七厚册。这样一来，王芸生便成为“日本通”。
其实，中国还有一位道地的“日本通”，他的名字叫做王芃生，和王芸生的姓名有六分之五相等。王芃生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会，这是政府的情报机关。只因中国人一向喜欢民间，不重视政府的出版物，所以王芃生的作品远不如王芸生那么吃香。
《大公报》的第三名大将是萧乾。萧乾也是北方人，燕京大学同学，比我低四班。他在求学期间，已经开始写作。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他一离学校，就有机会成为《大公报》“文艺”版的接班人。
在抗战期间，萧乾成为《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员。他以优美的散文的笔调来描写战时的伦敦百态，每篇通讯都有充实的内容。萧乾成为名作家，《大公报》造就了名记者，报馆和记者，相得益彰。
《大公报》第四名大将就是大作所提到的杨刚。杨刚原名杨缤，湖北人，燕京大学出身，比我低一级，和吴世昌同班。
杨刚出身于湖北的望族，她的父亲在当地很有地位，算是缙绅之家。她自幼饱通经史，到了18岁，才前往江西的一间教会学校——保灵中学——读书。聪明而努力的她，一下子也读通英文。
1928年，她考进燕京大学，进入英文系，极受各位教授的器重。记得她在第一级那一年，已经担任英文戏剧的主角。她的台词背诵得正确而流利，举动大方而幽雅，一看就使人知道她是出身于名门闺秀。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可应用于杨刚的身上。当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是当地的绅士，被革命军逮捕下狱。据说，她曾为这事情，写了“血书”为父亲声援，结果父亲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大学读书时代，以及离校的二十多年间，她自己以文学家、革命家的身份，从事各种活动，俨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到处受人尊重。
从1931年到37年间，她的家和我的家往来很密切。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按时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然后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卖稿。当时我们的收入不多，但精神上非常愉快，为的是学问天天有进境。至于经济，我们是严守“有无相通”的原则，谁的稿费汇到时，谁就很慷慨地拿出来公开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到著名的馆子去吃一大顿。
自七七事变后，她和她的爱女和我们一家人，同时逃难到香港。其间，她曾回到湖北去省亲，不久之后，她便重返香港，进了《大公报》，担任“文艺”版的编辑。
她爱好读书，勤力写作。在大学时期，她径译好英国小说家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她的活动力很强，中国和外国的朋友都很多，凡是和她接触的人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亡命越南，她径返内地，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到了战后，从朋友的口述中，她已经住美国长岛久居，并且准备撰述长篇小说。以她对文学的素养和造诣，加上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我相信她不难有惊人的成绩出现，可惜她的大著还没有问世之前，她已经与世长辞了。
目前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大家忙于衣食，个个变成植物，动弹不得，所以散处四方的许多旧交新识，都无从联络。此外，我最怕写信。虽然我时常想念许多朋友，不过要我动笔来嘘寒问暖，实在很困难。
除了上述的四名大将外，大公报的编辑部有不少是我的同学。但是，时间隔了三十年，想起杜少陵的名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不胜感慨系之。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