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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别重逢，不胜喜慰！
在昨晚的宴会里，几位旧同学共聚一堂，大家有说有笑，把人世的艰辛，完全抛在九霄云外，这种乐趣实在不容易得到。
屈指算来，大家离校将达四十年。这四十年来，全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撇开八年抗战不谈，光是战后二十五年间，大家也经历了不少风暴。虽然大家还是别来无恙，但日月催人老，有的白发满头，有的秃得精光，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已经成家立业，其中大多数都以专家的姿态在社会上活动，至少可以使大家不必再为他们的生活担心了。
中外古今的大诗人多是夸大的，不过他们夸大的很有趣。例如诗仙李白说“朝如青丝暮成雪”，当我在五十年前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觉得这和他的“白发三千丈”一样的无稽。谁料转眼之间，四五十年的宝贵光阴就这样虚掷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姑定我们能够像罗素那样，活到97高龄，不过真正可以让我们在文坛艺苑驰骋的光阴，至多不过二十年。此后，精疲力尽，老态龙钟，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从事不舍昼夜的工作，实在谈何容易。
我常觉得，大学是养成独立研究的最好场合。要从事独立研究，一个人必须好学、好问、好思。想起孔门所提倡的“好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五大程序，不禁惊叹古人的思想的精细而又深刻，不然，怎么想也没有这么透彻。
我们都是教会中学和大学出身的人。只因身历其境，所以我们对于它的利弊比较局外人认识得更清楚。
从利的方面来看，教会学校的经费虽不如政府学校那么充足，但是主持校政的人，大多数抱着“献身”的精神，所以薪水比较低，效率又比较高。
在初中时代，我的校长高德祁，他原任中华圣公会的牧师，后升任为杭州的会督，他所给我的人格上的陶冶实在太大了。他每天从上午九时教到下午五时。到了傍晚，和同学们一起踢足球，或在薄暮时分，和他的夫人到郊外散步，整天精神奕奕，毫无倦容。他非常熟悉莎士比亚。我所读的《四福音》及《麦克白》和《李尔王》原文，就是他朗诵和解释给我听的。此外，他最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如有所需，他老是有求必应。为了免交学费，他曾任命我教导低年级的英文。为了强迫我的英文写作，他曾鼓励我时常写信和作文寄到福州鼓山的避暑胜地，由他亲自改正后寄回。这种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926年，我进入福州英华书院，校长黄安素，美国人，美以美会牧师，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为的是他举动轻浮，滑头滑脑。我在英华一年，仅和他谈过一次话。
1927年，我进燕京大学，这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假如当时我没有进入燕京，而进入其他大学，恐怕后来学业的进展，不会那么顺利。原因是，燕京崇尚自由研究，这对于爱好读书的青年是个安心立命的好所在。那时，燕京刚搬到未名湖畔，校舍天天在发展，校园也在天天美化中。一个有相当怀抱的青年人，置身于那么幽美清静的环境中，浑忘人世间有什么悲惨丑恶的事情。经过长期的培养，一个青年自然而然会养成纯良的品性，刚毅的精神。这对于未来服务社会的时候，不消说是很有帮忙。
那时燕京曾礼聘一批久负时誉的教授。这些教授为着不负历史所加在他们肩膀上的重任，更是孜孜不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他们一面诚心指导毕生，一面博览精研，在学术疆域上有所发现。须知以身作则的办法，是比任何教条更有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燕大的人才产生了。他们服务的成绩，有口皆碑。当我于二十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时候，亡友黄伯权老先生就念念不忘地提到我的几位老同学，尤其是戴云峰兄和胡庆育兄。在黄老先生没有去世之前，他时常到我的陋室来谈天，这也许是得力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燕大出身的人个个都是优秀的，连我这个最蹩脚的蠢才也不例外。
现在再谈到燕大及一般教会学校的缺点。教会传教士大多数是来自欧美各国，他们的人生观是趋向个人主义，这和传统的东方社会有很大的出入。就个人的本领而论，燕大的校友大多数可以在社会立足，负一部分责任，只因他们的活动以个人的兴趣为中心，极少从事集体的行动，所以他们很难争取领导权。只因他们无权无势，仅以专家的身份在社会活动，所以他们终身实行为人服务的宗旨，不能高踞任何机构最高的宝座。
还有一层。他们自幼受了一般不大高明的传教士的影响，以为月亮也是西方好，所以做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归化为美国籍，到美国去找“极乐世界”。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早在战前的中国种了根，现在台湾更是变本加厉，许多要人的儿女，多数往美国“深造”，无论深造得成功或不成功，但百分之九十都是一去不回头。
昨晚饭后回来，万感交集。一面缅怀四十年前的往事，一面追念许多良师益友。据悉，自燕大归并到北大后，新校舍如雨后春笋建筑起来，学生和教授的人数都增加一二十倍。这是历史必然的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此请
俪安！
子云（1970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