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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七月二十日和十月十四日的信，不胜喜慰！你那么年轻，可是你阅读的范围那么广泛而又深入，足见你是个敏而好学的青年。你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不过你仍继续不断地用功。此外，由于勤于动笔，通过文学因缘，结交了不少当代学者文豪，取精用宏，前途实在未可限量。
拙著《甘地传》出版后，蒙几位文友撰述书评，以示鼓励。不过在认识上，你比较更深刻。你说：
这本传记写得好极了。前半部着墨于他一生的行状及革命事业，后半部则剖析他的私人生活及内心生活。或从大处着眼，或从小处着笔，都写得很成功。在南非那一段时期所领导的斗争，写得尤为精彩。晚辈尤喜先生于后半部所描绘甘地的另一面。在这里，把甘地更立体化。甘地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看。虽然他一生从事的是政治家及革命家的事业，一心要把国家民族扶植起来，而走的却是宗教家及思想家的道路。他的无抵抗不合作的非暴力主义，其实是极不易令人信服的，而印度却又是在他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在他心中似乎永无“怨恨”二字。这种伟大的人格修养，以及坚定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读之激动万分。
名义上，上述一段大作是给我打气；事实上，这充分证明你对于圣雄甘地有正确的认识。
从前英国名史家吉朋花了十二年工夫，写了一部《罗马衰亡史》，到了出版后，文坛主将休谟为文郑重介绍，吉朋认为十二年的劳作已经得到代价。我是个无名小卒，但我曾花了十七年时间，陆陆续续地写成印度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传记。现在蒙你作简单而扼要的按语，我实在觉得万分荣幸。这儿特地向你道谢！
真是“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我虽然还没有见过面，而且我的年龄比你大了三十五岁以上，现在竟蒙你这么关心，这么了解，这岂非三生有幸？
拙文《弘一大师遗墨读后》及致丰子恺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蒙你剪寄给丰先生，感甚！感甚！你知道我是个最懒得写信的人，许多朋友给我寄书或信件来，我心里恨不得马上答复，可是我每天有一定的课程，功课做完，已经疲倦不堪，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来写信了。信件一搁，多数是永远不回头。为着这个坏习惯，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你是我的一个知己。假如我不常写信，请你多多原谅！
来信把弘一大师和曼殊作个比较，写得非常中肯。你说：
弘一和曼殊可说是近代足可灿跃万古的两位高僧，虽然在佛学上的成就，曼殊不及弘一。可是一个洒逸得像一首诗，一个浑凝得像一篇散文。一个像未经雕琢的璞玉，纯真得使我们衷心觉得可爱。一个却像端庄的玉像，令我们对其完美，镂心的感到可敬。
寥寥数语，证明你对于弘一大师和曼殊有充分的了解。
你把弘一和曼殊相提并论，叶圣陶先生把印光和弘一等量齐观，丰子恺先生却认为弘一和太虚并驾齐驱。但我个人认为曼殊仅是一位浪漫派的文人，印光的道行并不太高，太虚虽然著作等身，不过这个人俗气太重，挂的是出家的招牌，干的是尘世的虚名。当大战前，中国有两位宗教家——一位是太虚，另一位是某主教——整天奔走于权贵名利的场中，当时我很看不惯。一般说来，还是弘一法师利落干净，干什么，像什么，绝不拖泥带水。
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自拙著《弘一大师遗墨》发表后，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广洽法师来信。他说，今年是弘一大师冥寿第九十一周年，为着纪念这位大师，他特地把拙作翻印多少份，分赠一些朋友。
三四十年来，我时常执笔为文，其中有不少文字曾被出版商采用为课本。但事前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最近据友人的报告，拙著《泰戈尔传》已被台中某出版社盗印，除了改名而没有换姓外，内容还被窜改一些。针对这事情，我实在不想深究。一来，美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早被台湾盗印，而且倒回头通销到美国，至于重要课本被台湾盗印的更不在少数。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除了替富贵人家写寿序和墓志铭外，一般文字是卖不了钱的。但是，一个作家希望他的文字有人阅读，有人欣赏，有人批评，有人讨论。只有这样，这才会增加写作的兴趣。
在文化进步的国家里，书评十分发达。学术杂志不用说，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用来刊登书评和新书简讯；至于权威的报纸，经常开辟书评一栏，把新出的书籍，作简明的介绍。
在新马一带，除了英文《海峡时报》每星期出版一次书评专页外，其余各报极少这么办。十多年前，我曾负责给《南洋商报》编辑“读书周刊”，可惜出不到二十期便寿终正寝，这事情可反映出我们出版家、读者、作家对书评不大重视。
承你惠赠亲自刻成的图章一方，感甚！这方图章，古雅大方，煞是可爱。我有几位金石界的朋友，如张丹农、施香沱、黄明宗、林惠瀛都精于此道，将来你到新加坡来，我可以介绍你和他们相识。
此候
近安！
子云（197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