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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仅是个序论，今天才跟你谈到正题。
黄乃裳是个标准的拓荒人物。他有理想，有计划，肯牺牲。结果，他成功了。
黄乃裳本身是个举人。在产业落后，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的时代，一个名孝廉至少可以做知县。假如人缘好一点，还可以做到知府。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官如此，那些存心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更不用说了。以黄乃裳那么能干的人才，假如呆在国内做官，他大可吃不尽，穿不完，一辈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是，黄乃裳是个不平凡的人，他深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非拓殖不足以聚众”。因此，他在1899年，即戊戌政变后一年，就率眷属南下新加坡，从办报馆着手，一面遍行英、荷各属地去找一块地旷人稀的地方，以便种植，“为桑梓穷苦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这儿可见他的抱负究竟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的过番，为着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他的南下新加坡，为着替一般穷苦的同胞谋生路。目标纯正，见识远大，专心一志，有始有终，这些崇高的理想，是指引和鼓励他背井离乡的原动力。
黄乃裳并不是仅懂得高谈阔论，不知道怎样应付实际环境的书生。相反的，他一定要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开垦为例，他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糊里糊涂地蛮干的人。他在没有动手开垦之前，需要一番实地调查勘察的工作。他曾搭小轮溯江（诗诬的拉让江）而上，又请土人驾轻舟，直达拉让江的源头。经过十三天的实地调查，这才下个结论说：“察其草木，尝其水土，知质地膏沃，无虎、豹、豺、狼、毒蛇、恶兽害人之物。”这才心安理得地决定在诗诬作开垦的目的地。
黄乃裳办事很认真，他知道现代化社会是“契约社会”。恐说无凭，最好先订下契约，这才能够按照契约来进行。他和砂捞越第二代的统治者所签订的契约，有条有理，公平交易，光是这个契约，就可证明他的干才。
关于黄乃裳回国招工的经过，初期新福州垦场概况，各方对新福州垦场的评价，以及种植树胶的情形，你都叙述得十分详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当我没有拜读大著前，我心里早就提出一个疑问。黄乃裳以一个书生，回国招工到诗诬去开垦，他初期所遭遇的困难的情形可以想见。但是，我认为更使他难堪的，并且没法子忍受的事件，应在他功成名遂之后。我知道华人在南洋各地之所以能够立定脚根，继续繁荣滋长，甚至能够紧握经济实权，主要的是靠“隆帮”的精神。须知“隆帮”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的菁华。一个素昧生平的人，只要他能够拉上乡缘、血缘、学缘的关系，对方就应该根据“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古训予以无条件的帮忙；同时，接受人家帮忙的人，也必须自动地以劳役来报答人家，彼此绝不斤斤计较。这种合作无间的互助精神，比较政府所颁布的空洞的法律条例，往往会发生更大的效力。
问题发生在这儿。当双方意见相左，彼此非分道扬镳不可的时候，这笔糊涂账，连最精明干练的审计师也没法子下个断语。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契约，许多事情仅靠口头传达，甚至不用口头传达，仅凭默契。因此，到了双方闹翻的时候，这局面是不容易收拾。
黄乃裳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和砂㽦越的统治者订定契约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到了分手时，彼此毫无闲言。
可是他和福州同乡的关系，并不太理想。关于这事情，你在大著第九节“黄乃裳何故回国”已经有所交代。你说：
黄港主乃裳何以回国，且回国后，何以永远不再来诗诬？领导福州人从事开垦的伟大事业，其中原因复杂，谣言纷起，毁誉参半。有中伤黄乃裳声誉者，也有为他抱不平者。
当时福州属下各县的农民，穷到连船票也买不起，黄乃裳以包工的身份，向政府借款来买船票，然后也由他负责偿还，并且订定自次年开始，成人还六元，小童还二元。
乃裳在诗诬的五年间，除了大事垦殖工作外，还建筑了五间礼拜堂，两所小学，以期达到教学兼备的目的。在这期间，他自己亏四万三千元，他只好和政府商量，请以农人所欠四万余元账目抵还四万元之借款。
至于他个人的“冒艰险，靡金钱，竭心力，任劳怨”，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绝无后悔。他来清去白，在完成他的志愿后，只好静悄悄地回国，这种行踪，和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解甲归田，又有什么不同？
总之，手无寸铁，囊无闲钱的书生，要飘洋过海去立功立业，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你生长诗诬，你懂得运用亲见亲闻的资料，写成《新福州与黄乃裳》，这种“发潜德之幽光”的工作，是我们做后辈的文人应有的责任。
在黄乃裳年谱里，你提到他在1924年9月22日去世，可是他的生辰，你仅写1849年6月，而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这是个小疏忽。此外，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伍连德医生、林文庆医生，都是前一代的名人，将来可另写一篇专论他的家属，不知尊意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