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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三十年,遥想近况清胜,慰甚!

最近十年来,蒙你时常通讯,并蒙你把三十年前许多故交的生活状况见示,谢谢!这儿可以充分表现你这个人富有人情味,对于旧相识,一视同仁,这在重利的工商业社会里,可说是空谷足音。

来信说,上月间你的公子曾到新加坡开会,而且特地嘱他来看我。不幸那时我刚从欧洲观光回来,长途的飞行和睡眠的不足,使我觉得疲倦不堪。就在那时候,我向报馆当局提出正式退休,幸蒙批准。因此,我不再去报馆,所以令郎没法子和我接触。虽然如此,但你对故人的关注,实在使我非常感激!

经过一个月的退休生活,无事一身轻,精神上再也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健康逐渐恢复,得慰远念!

去年接到大札,知道你已经退休,但你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从你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足见宝刀未老,并且有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的良好表现。

老实说,从事体力表演的人,例如各种运动员,年过四十,多少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但是,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年过六十,思想越见成熟,笔下越见洗炼。这儿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身体须健康,精神须愉快。只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那么人生并不是“古来稀”,而是一生最精华的时代。

例如丘吉尔。当他65岁那年荣膺首相的时候,正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代。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因他有四十年的从政经验,加以身体健康,头脑敏捷,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所以大难临头,他不但不想逃避现实,而且认为这是平生最难得的机会。到了大战胜利,功成名遂,他还鼓其余勇,一连写了两套大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讲英语的人民的历史》。前者六厚册,后者四厚册。据他的亲信说,当他精神奕奕的时候,一天可口授八千字。虽然谁也知道他的家道富有,可以聘请许多助理替他找寻材料,考订史实,以及办理许多俗务,但是,全书的蓝图,材料的运用,文字的驾驭,却是机杼一家,谁也没法子越俎代庖。

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事功上,他是伊利莎白女皇后三百年来第一人;在文学上,他可以直接继承吉朋、马皋菜两位大史家而无愧色。素养和造诣达到那么崇高的地步,实在不大容易。

谈到文人学者的生活,我们不但赶不上欧美各国,而且和日本相较,也有一大段距离。他们的待遇优渥,养尊处优,每个专门人才,成为国家的瑰宝。平时他们可以聘用几名助理,到了比较长的假期,他们可以到外国去观光,而七年一度的长假,他们可以利用来作专门的著述。他们平均每周工作五天,周末和星期日是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他们多数是举家到郊外大公园去野餐,或者到戏院去享乐。一周的辛劳,经过两天的休息后,精神已经恢复过来。因此,他们退休后(英国67岁,美国68岁),仍可照常工作。例如英国名史家汤因比,今年80多岁,仍到处讲学。英国最突出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教授,今年70岁,除了埋头著作外,今年曾到东京去讲学。因为他们的年纪虽大,精力并没有衰退,所以他们多活一天,便有更重要更丰富的收获。

我们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年轻时,为着天灾人祸,外患内忧,不知浪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当战后初期我刚到南洋,我就听到一句民谣:“榴梿飘香,饭碗跳舞。”这是指当时中小学教员的生活状况。至于记者,他们多数仅支到低薪,有时甚至欠薪,物质的享受,根本谈不上。最近十年来,情形慢慢改善,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有了保障,不会随使动摇,这是一个大跃进。因此,大多数中小学教员都能够购置屋子和汽车,同时,记者们的生活也跟着逐渐改善。

至于南洋大学,当1956年初创办时,讲师和教授的薪水,不过五百元到七八百元。最近三年来,经过调整之后,他们的待遇已经增加了三倍,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

最使我开心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的待遇,能够提高到和香港大学完全相等,比较马大、新大、南大大约高出一倍。我诚恳地希望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崭新的环境,优渥的待遇,在文化和学术上作更大的贡献。

明年四五月之间,我希望到香港一游。一面拜访新交旧识,一面拟到几个大图书馆去研读一些书籍。书呆子习风未除,除了一辈子的余蓄尽量购置书籍外,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要先逛书店,再光顾图书馆。至于花花绿绿的百货公司,只好让年青人去欣赏,去掏腰包,我根本不管那一套。

年来香港的工商业天天在进步,新加坡也跟着进步。不过就文化而论,香港位于中国的边缘,能够多多的吸收中国文化的余波;新加坡远离中国,至少中文的程度比较香港差劲。

由于香港中文大学得天独厚,我相信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进展,将有一定的贡献。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71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