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昨晚你来谈天，议论风生，使我打破寂寞，谢谢！
你说，最近你到了丰盛港，只见家家户户都陈列着我的《文集》。据你的观察，大家对我都表示相当好感，这倒使我受宠若惊。
老实说，作家的最大报酬，就是读者的爱护和同情，而物质的享受还算是次要的东西。
当新闻和出版事业还在萌芽的阶段，一切设备都是因陋就简。那些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很有抱负的文人，他们愿意集合三五友人，节食缩衣，创办一种杂志或小型的报纸，以便发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这就是“文人论政”的时代。
自现代化的报纸出现后，“文人论政”的时代便告一结束。现代化的报纸，算是一个国家的大企业之一。它拥有庞大的厂址，最新式的印刷机，严密而又复杂的广告网、发行网、通讯网，各种各式的专门人才。每个专门人才仅算一枚螺丝钉。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报纸是集体创作，每个单位须各尽所能，使报纸天天在进步中。
因为报纸的地位既然这么重要，所以每个人应该发挥最大的力量，一面要尊重国家的政策，适应时代的思潮，二面还要顾全报馆的利益，分工合作，水乳交融，这才能够完成使命。
但是，聪明的善良的读者，他们是要看货色的。他们很仔细地一字不漏地研读他们所喜爱的文章，因为阅读得多，他们自然而然会和他们所崇拜的作家起共鸣。无论作家因环境的关系，时常要采用新笔名，但真诚的读者仍能够分别得清清楚楚，一篇也不让它遗漏。作者和读者精神上密切的联系，这是使文化的火炬不至熄灭，甚至有火尽薪传的乐趣。
记得十几年前，《南洋商报》经理部的负责人，曾到马来西亚各州府去调查读者和销路的情形。据他亲自对我说：他越往北走，爱护我的读者也越多。当时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不敢轻易相信。后来每次看到马来西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趁着假期来报馆访问的时候，大多数都要跑到我的办公室的门前。和我打个招呼，而我也很乐意地报以会心的微笑。
以上是指素昧生平的读者，大家只算神交，从来没有见过面。至于已经相识的朋友，朝夕与共的人，不如偶尔才相见一次的人；同业的人，不如不同业的人；近在身边的人，不如远在海角的人。不但我们有同样的感觉，相信一般敏感的文人，多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真是人类的悲剧。
针对这问题，《圣经》曾提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它说：“先知不受故乡人赏识。”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本地姜不辣。”原来好奇喜新，本是人的常情。同乡同行的人，时常和你相见，见得多了，一点也不新奇了。只因不新奇了，所以心里也起不了更大的作用。
在科学不大昌明的时代：人们最怕的东西就是鬼。只因鬼不轻易见到，所以一见的时候，就害怕得屁滚尿流。假如有人能够天天见鬼，像女巫所说的一样，那么她不但不怕鬼，恐怕鬼见到了她，还要退避三舍呢。
从前我认识一个富翁。他很老实地告诉我说：世间最难做的职务莫如厨子。无论厨子有多么大的本领，一连做了三十天大菜之后，再也拿不出新货色的新技巧来。这时候，主人不但不会赏识，而且口出怨言，和厨子疏远。《伊索寓言》提到“熟不讲礼”的故事，这可以解答世间许多谜。
10月25日，全世界人士都为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毕加索的九十诞辰干杯。巴黎罗浮宫破例采购他的名画多幅，特辟一画廊来陈列，而法国的总统蓬皮杜还亲自主持他的展览会。这种特殊的光荣，使各国艺术界人士羡慕不置。
但是，他的出生地的西班牙对他又怎么样呢？西班牙同胞有计划地把他的呕尽心血的作品搜集了几十幅，付之一炬，使他们永远不能够和世人见面。这就是“先知”的遭遇。
我不是先知，更不敢冒充先知。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人，既不会叱咤风云，杀人盈城；又不会唇枪舌剑，威震国际论坛。我所能做的工作，不外读读书，写写文章；我所喜欢的生活，也不外散散步，喝喝茶，谈谈天，听听音乐。虽然少年时代，我会上山砍柴，下园种菜，到了年假期间，还会在街头巷尾排甘蔗摊，售买灶公灶婆的画像和春联，但是，在大都市鬼混了五十多年后，体力衰退了，志气消沉了，不但社会不会重视我，连我也轻视自己了。
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尤其是最近我从英国所采购的大批书籍，已经陆续收到，使我目不暇给。我曾说过：“无事坐拥书城，快乐胜似神仙。”李白也说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无论在家看书也罢，跑到较远的地方看山也罢，这总比拥在纷纷扰扰的势利眼的人群里，更见脱俗。
目前新加坡的物质环境逐渐改善，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惜俗气像污浊的水、污浊的空气一样，仍需要运用全力来催陷廓清。你在戏剧上已经有相当根柢，近来对于音乐的欣赏也十分留意。戏剧和音乐都是洗涤俗气的良药，望你充分运用。
此问
近安！
子云（197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