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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一个宴会里，蒙你惠赠《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的草案一份。据说，这个草案已经得到教授会通过，今年秋季决定实施。你知道我非常关怀南大的进展，所以什么好消息，你一定要让我略知一二，盛情可感！
记得1927年我们刚读大学第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当局曾开办一门必修科，叫做“现代文化”，每周请各学系的主任教授主讲一次。虽然每次的时间不过两小时，但得益却很多，尤其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英文系主任班德莱教授，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他们有关那一系的内容作提纲挈领的叙述，使一般初学开开眼界，知道学无涯，每一门学问都是博大精深，非穷毕生的精力来研究，恐怕不会有任何成就。
自工业革命后，二百年来的学术界大受影响。从前的读书人，对任何问题仅有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即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但是，自分工合作的办法被介绍到学术界来以后，一个学人仅能主修一科，副修一科。到了研究院后，他只能专攻他所主修的一科一门，更进一步，他只能选择一二小题目，作专题研究，然后旁搜博引，写成专门论文，在各有关的学报上发表。事实上，许多新发明，新发现，大多数都在很有分量的学报上一显身手。到了学术界公认他的著作的价值后，这才算是有系统的书籍，成为划时代的名著。著书之难，这儿可以想见。
在治学的方法上，庄子的《养生主》和荀子的《劝学篇》可以说是先得我心。庄子主张“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就是家喻户晓的“读书得间”的办法。荀子那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一再主张“锲而不舍”的专一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学术界所盛行的专攻一门学问的渊源。
的确：学术发展到现在，一个人至多仅能主修一科，副修一科。到了学业告一段落后，他仍须以剥笋的精神，剥了一层，又是一层，非达到核心，誓不放手。只有这样，学人才有高度的成就。
话又说回来，分工固然重要，合作是更重要。不过要争取同行的合作，必须先有广泛的知识，不然，他就没法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除了关了大门，自我陶醉地称孤道寡外，势必一筹莫展。
过去三年间，我一再生病，每次生病，都是危险万分。幸亏我的医生指挥若定，他取得中央医院各部门同事的合作。在施大手术方面，他和外科主任携手，事前详加研究，而外科主任又很顺利地和经验丰富的麻醉剂主任、几位得力的助手、几位干练的护士同心协力，如身使臂，如臂使手，终于大功告成。
去年黄疸病第三度发作，又蒙医生很细心地治疗。到了我从欧洲回来，宣布退休后，医生又要我作全盘的检查。除了每天检验屎、尿、血压、血液外，还要照心脏跳动的图表，用x光照肺部。最后，又要用x光照我的消化系统，从食管，以及肝、胆、胃、肠，足足花了五六个钟头。其中有一部分照片不大清楚，所以又要照一次。医生综合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报告，才下个结论：“一切正常。”那时，我好像待决的囚犯得到“无罪释放”的命令一样，什么愁云惨雾一扫精光，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来做人。
问题在这儿。任何学术的主脑人物，如要得到同行的合作，除了他本人要专精一门学问外，必须充分了解同行们的新发展。因为目前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太快了，天天都有新东西，稍微大意一下，便成为时代落伍者。
南洋大学是海外最重要的一间华文大学。它目前正在和香港中文大学作友谊的竞赛。因此，南大决定创办的这一门“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新功课，可以说是配合时代的需要。一来，南大在本质上以华文为中心，所以每个学生应该对中华文化有基本的认识。二来，南大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学，十几个国家的优秀青年，都负笈到南大来求学。他们以虔诚的教徒的热心，什么问题都要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来研究。假如一般南大学生对于中华文化茫然不知所措，或者所答非所问。这未免会贻笑方家。
你是药物学专家。到了退休后，先在香港大学任教，再到南大主持研究院工作，这种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现在饮水思源，你还念念不忘地怀念四十多年前燕大所给我们的恩惠，毅然决然地要创办“中华文化精华或概要”这门功课，我除了举手赞成外，可以说是毫无异议。
须知人类最大的毛病，在于有己无人。只因大多数人都具备这种不必要的偏见，所以他们才会“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作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信徒，我们应该竭力扫除这种偏见。
在你的主持下，这门功课一定大受南大学生欢迎。等到办理很有成绩后，你应该更进一步，创办“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使南大学生的视野日益阔大，襟怀更见磊落，这才是办学的要义。
最后，这门功课的名称，最好是采用“中华文化精华”，不过南大的十几个学系，都有“概要”这门课程，为着实事求是，不喜铺张，所以“中华文化”这种普遍性的课程，还是采用“概要”一词，更容易被各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讲师接受。
专此布达，此请
教安！
子云（197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