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字这一关没有打通，那前途的荆棘才多着呢。我曾说：略输文采，稍欠风骚的人，“读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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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c先生的宴会里，既有美酒香茗，又有山珍海错，大家促膝畅谈，得倾积愫，不胜喜慰！
我提出一个问题，十几年前，新加坡英校九号位学生的英文程度，比较目前十一号位，即大学先修班的英文程度还高明。同样的，华校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中文程度，也比较目前高级文凭，即大学先修班的中文程度还优越。你听了之后，即刻表示由衷的赞成，并且给我补充了许多材料。须知世间最难得的是知音，我的肤浅的见解，居然得到博学多能如吾兄的支持，这无形中使我加强知人论世的信心。
我知道，你的话并不是随便附和的，而是有事实作根据。十几年来，你兼任医学院的讲师，每年须评阅许多试卷。据你的观察，从前的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长篇大论，写出来的东西十分成熟。现在的学生，在会话上固然不成问题，可是在写作中即刻显出手法不大高明。他们多数仅能写出简单的句子，有时没有“主词”，有时没有“动词”。简单说一句，英文名著读得太少，文法修辞毫不讲究，这显然是个恶劣的现象。
你曾参加过留学生考试的遴选工作。那些学生大多数都是优秀的。你曾问他们说，课外最爱看哪几位英文作家的作品。他们答道：“狄更斯的《双城记》。”你又问他们说，《双城记》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们答道：“忘记了。”
你又问他们说，课外最爱看哪几位中文作家的作品。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鲁迅的《阿Q正传》。”等你追问《阿q正传》的内容，他们又瞠目结舌地答道：“忘记了。”
这事情不能不使你发生疑问。那些参加留学生考试的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以下，而且所读的都是世界名著。谁料他们竟健忘到这地步，看完名著之后，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我认为，目前学校的功课太过繁重，而又太复杂。在分量上，这绝对不是一般青年所能充分吸收和同化。因此，书本是书本，读者是读者，而书本和读者之间，根本没有联系。此外，他们读书的目标，主要的在于应付考试，十门八门功课的准备工作，早已把他们弄到头昏眼花，所以见书如见虎。至于课外读物，那完全是虚应故事，心理上毫无准备，绝对不想多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作深一步的探讨，难怪世界名著也是随看随忘。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所著的《论读书》，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说，有的书须略读，有的书须精读，有的书不妨速读，有的书必须字斟句酌，慢慢消化。这完全看选择的功夫。
宋朝的大儒朱熹，他最考究读书的方法。他提出八个大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这八个大字，在目前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更能够应用。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起，到大学、研究院止，凡是学校所用的课本，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未得乎前，不敢志其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一步紧接一步，每门功课都互相衔接，绝对不至躐等。这样一来，根柢巩固异常，绝对不会有“半路出家”，东抓一把，西摸一撮的毛病。
至于哲学和文学名著，必须运用“熟读精思”的方法。只要一本名著，一个作家，一个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那么他自然而然会造成自己的尺度，然后运用这尺度来衡量古今中外的作品和作家，而他的意见，不管是对的或错的，总算是自己的真知灼见，绝不拾人牙慧。这就是古人所谓“读书得间”，这就是我们最尊重的个人的识见或见解。
自汉朝把思想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书籍大行其道。那些书籍算是标准的课本，任何青年必须朝夕朗诵，细心揣摩。至于课外读物，唐宋以前的学人得力于《庄子》和《文选》，然后进一步研究自己所爱好的专集。到了明清，一般士子都喜欢《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几部著名的小说和几部出色的戏剧。因为他们一生所拳拳服膺的是旧诗和古文，所以文字这一关，大多数学人都不成问题。到了行有余力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农田、水利、医药、工程、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那时没有专门学院或大学，让学人专心研究这些问题。他们仅靠自己坚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魄力，来打破一切难关。至于他们的成绩，一般中国人还是蒙在鼓里，直到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倾全力来研究《中国科学史》，加上他的几位得力助手的继续钻研之后，中国在科学上的大成就，才被举世学人击节赞赏。
真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字这一关没有打通，那前途的荆棘才多着呢。我曾说：略输文采，稍欠风骚的人，“读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连自己也不想多看一遍，更不用说素昧平生的读者了。
就李约瑟教授而论，除他的母语外，他畅晓十国文字。若论最困难的中文，他也能够自由阅览中国的旧书，说得一口普通话，运用中文记载一些东西。根据李约瑟教授的大成就，我倒希望新马的青年，无论研究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应该趁年轻的时候，把语文的基础打得十分巩固，免得将来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