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一个文人学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极有限的。要在社会上得到一点好处，他必须把用功的时间和精力尽量减少，以便在名利场中勾心斗角。结果，他仅剩虚名，没有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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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开纽约前，蒙惠赐短札。你到了香港后，又蒙你写信来报导行踪。在举家移居最繁忙的时期，你念念不忘老友，这种隆情厚谊，虽古人也不过如此。
当我在40岁以前，我曾深尝搬家的痛苦。在北京的十年间，从燕京的一间宿舍搬到另一间宿舍，这事情还很简单；到了成家后，从北城搬到西城，事情便复杂了。最使人觉得头痛的，莫如举家仓皇失措的逃难，从北京到香港，又从香港到越南，身外浮物，损失殆尽。直到1949年，在新加坡定居下来后，精神上才得到大解放。虽然收入不多，但我是个量入为出的人，除了爱好买书和酌量帮忙穷亲戚外，不敢乱花一块钱。二十几年的安定生活，这对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难民，已经算是天赐的大恩惠，我还敢有什么苛求？
从最近两次的通信中，我知道年来你的福星高照，喜事重重。去年你得到美国某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今年九月，你将前往坎培拉国立澳洲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可喜！可贺！
大丈夫立功异域，无论用笔锋也罢，用武器也罢，总算是不大平凡的事情。然而权衡轻重，笔锋的效果，比较武器胜似万倍，至少它不会发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恶劣现象。
旧时代的中国许多文人学者本来应有辉煌的成就，可是当时政局不大安定，社会也不上轨道，许多文人学者必须浪费大好时间和精力去谋生，为着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必须奔走权贵之门，联络这个，反对那个，而送往迎来，应酬宴会，更是日常应有的课程。
他们看报纸，并不注意国家大事，更不会关心国际上的大变动。相反的，他们研究的对象，无非从字里行间，找出宦海浮沉的消息。偶尔在升官图里找到自己一两位熟人的名字，他们好像得到珍珠宝贝一样，迎头赶上，能够分到一杯羹。
假如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余沥，那么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可以介绍他们的熟人担任某些工作，或者安插党羽执行某些任务。
须知一个文人学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极有限的。要在社会上得到一点好处，他必须把用功的时间和精力尽量减少，以便在名利场中勾心斗角。结果，他仅剩虚名，没有实学。虽然明眼人洞悉底蕴，但是，为着明哲保身计，谁也抱着敢怒而不敢言的办法。整个社会风气如此，要希望学术文艺有长足的进步，何异缘木求鱼？
假如一般文人学者肯放弃学阀的生活，那么他们的成就一定很可观。可是旧社会是个大染缸，谁一碰着它纵倾长江之水，怎么也洗不干净。
你瞧，近代英国的几位超人。罗素光靠稿费，就能够过着优裕的生活。汤因比费了一半时间，从事皇家国际问题研究会的编辑工作；另一半时间，致力于《历史的研究》的专门著述。李约瑟每周仅授课几小时，其余时间，完全献给《中国科学史》的大著。这事情旧时代的中国文人学者实在梦想不到。因为他们有了时间，就没有饭吃；有了饭吃，就没有时间。在前有大海，后有猛兽的夹攻下，除了一个人的意志特别坚强，魄力非常雄伟，很少不会半途开小差。
你出身于东南大学。为着在陶瓷界有所建树，所以你立志研究化学。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过两年书，先后在四个县城担任过知事。这些学问和经验，和英文作家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你得天独厚，幼年时代，早已受过优良教育，尤其是绘画和书法，在童年已经打下巩固的基础。因此，当你在31岁那一年，立志背井离乡，到英伦从头做起的时候，你便运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博闻强记，熟读精思。到了可以自由运用英文来写作的阶段，你就鼓起勇气来写作。1935年初版的《中国绘画的解释》（chinese painting），1938年初版的《八法南针》（chinese calligraphy），一下子使你在英国学术界、文化界赢得应有的地位。
接着，你对于动物和植物有浓厚的兴趣，而伦敦动物园和许多公园、博物院，变成你常造访的地方，研究所得，即刻记录下来，一经修饰润色，便成为专著。
然而你最大的兴趣却在于游记。当你袋里一有闲钱，你就要游山玩水，由近及远，由英国各地到法国巴黎，而《牛津游记》，是最享盛名的作品。到了第二次大战后，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本着“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你只好转移阵地，改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远东艺术的讲座。课余之暇，你仍从事游记的写作，而《旧金山游记》，是我所看到的最新的作品。
五年前，你准备写一部《日本游记》。为着撰述这部游记，你曾费了很多时间、精力、金钱，亲自前往日本几次，而阅读和写作时间，更远超原来的计划。但愿这部大著能够在今年出版，而我又可以享受卧游的乐趣。
你有一点最值得我羡慕的，就是旅居英美的四十年间，因为养生得法，从来不知疾病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你以退休的年龄，继续为香港中文大学服务，这不消说是该校的福音。
承询南大校长黄丽松兄及收藏家陈之初的近况，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两位老友健康胜常，诸事如意。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