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一个人的成就和风格，这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xx：
大年初一，蒙贤伉俪到寒斋来贺年，感甚！感甚！
自去秋退休后，我就实行陶渊明的教训：“息交绝游。”除了二三知己有时在一起喝茶或小食外，大规模的宴会，须按照医生的指导，尽量避免。忍得一时口腹的快感，避免长期疾病的痛苦，这将成为我今后生活的南针。我相信一般朋友们都能够原谅我的。
因为自己退休，也可以说是投闲置散，或江湖散人，所以我对于社会绝对没有半点奢望。那些还认得故交的缘分，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慰问和鼓励我的亲友，我固然表示万分欢迎；那些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的熟人，我也一点不计较。古人所谓“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可说是先得我心。
真是意想不到，我以为今年一定没有半个人来贺年，但是事实上，朋友们并没有把我忘记。初一来了几十人，初二也是络绎不绝，直到初三才告一段落，因为大家都要开始工作。在这铜臭十分浓厚的社会里，居然有人没有轻视我这么一个江湖散人的地位，实在难得。
闲居多暇，让我慢慢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各报的新年特刊，读完之后，发现佳作如林。你那篇《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出言信而有征，态度也很公允，堪称文情并茂的作品。
谈到一个人的成就和风格，这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都出身于贫寒的中落的家庭。只因家里贫寒，所以年轻时代时常和当店、药材店发生关系。一面要到当店去典当，换些寥寥可数的零钱；一面又要到药材店去买些药品。那些吃人不见血的高利贷者的嘴脸是可憎的，但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只好低首下心地向他们乞怜。不过鲁迅从当店里所换回的有限的金钱，并不是拿来乱花，而是拿来购买苦药，这种心理上所受的打击，谁也不易忍受。
在故乡时代，这两位兄弟把中文的基础打得相当巩固，可是到了留学阶段，他们却选错了国家。他们没有到美国，仅到了日本。虽然留日的费用比较留美便宜得多，但是，由于日本以侵略者的姿态，从甲午战争起，一路来强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无形中使留日学生的社会地位大受影响。
鲁迅兄弟由日本回来后，仅在故乡绍兴做中学教员或监督，后来蒙蔡元培的提携，在北京兼任一些功课，而鲁迅还当过教育部的科长或签事。他们在日本最大的收获，除了爱读国际名著外，就是到章太炎门下听课。他们的一般同学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台柱，而北大中国文学系可以说是由他们的同学们包办。
从五四运动前后起，这两位兄弟开始显露头角。他们的地盘是《新青年》。周树人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些小说后来印成两集，即《呐喊》和《彷徨》；而周作人把他的教文也辑成一集《自己的园地》，虽然早在1909年，这两位兄弟曾合译一册《域外小说集》。
1930年，鲁迅迁居上海，周作人仍逗留于北京。社会环境的大变动，迫得这两位兄弟的思想和行动各走极端。周作人的太太是日本婆，儿子的媳妇也是日本婆。一家的成员，日本的势力占了压倒的大多数。那时他的收入颇丰，所以他只好退隐于苦茶庵，写些晦涩而又毫无斗志的散文。诚如你所说：“他本人也曾鼓吹过‘为人生而艺术’；可是，实际上，他的作品却越来越脱离人生，越来越脱离社会了。”
鲁迅比周作人大了5岁。当鲁迅于五十岁那年定居于上海起，直到五十六岁去世那年止，他的思想和行动越来越积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算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33年，他加入“中国民权同盟”，并且担任执行委员。就在这期间，他屡遭严重的压迫，被封为“堕落文人”，而他却毫不在乎地以“隋洛文”为笔名，写了许多像匕首一样的杂文；编辑《萌芽月刊》；编译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二册《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翻译《死魂灵》；但同时也印行《木刻笺谱》，《十竹斋笺谱》。从他的积极的思想和行动中，他仍念念不忘年轻时代爱好艺术的心情。这儿我可以承认“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倒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类的意识”为至理名言。
假如从1926年起，鲁迅没有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来又没有定居上海，加人左翼作家联盟，致遭严重的压迫，弄得时常离寓暂避，我想他在文学上的表现，恐怕不会和周作人分道扬镳，至少也不会距离太远。
但是，截至《域外小说集》兄弟合作出书时候止，他们俩的确是相亲相爱的，尤其是1900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所作《别诸弟》三首，第二年周作人步原韵，也写了三首，其中“孔怀兄弟，同气连枝”的情谊，跃然于纸上。
现在把他们兄弟的唱和诗各录一首于后，藉作证明。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写得手酸了。改天当约你长谈。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