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提高和普及，是和国力的兴衰作正比例。富强的国家，谁都要和它打交道，因此，它的语文谁也会认真去学。不然，连它自己的子孙也敬而远之，何况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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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简答如下：
你问：“外国人精通中文的，远不如中国人精通外国文的那么多。这是什么理由？”
我的答案如下：
第一，10岁以下的儿童，无论中国籍或者外国籍，假如让他们在一起学习任何语文，他们都可以很正确而流利地精通母语和外国语。我的朋友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川口晃，他自幼在北京读中学和辅仁大学，他不但说得一口京片子，而且可以自由阅读中文的书报，毫无障碍，虽然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的是用日文。
须知语文的运用，全靠日常生活，而儿童的日常生活，除了读书外，还有各种游戏、运动，甚至会说市井无赖的语言。这些东西，成人很少会接触到。成人可能看过许多小说、戏剧等书籍，但他们没有机会过着儿童的生活，所以他们运用外国语，难免有半生不熟的感觉。
第二，心理上的准备。你知道，学习起于模仿，谁愿意很虚心地模仿人家，请教人家，他迟早会克服一切困难，不然，一个欧洲人或美洲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们除了会说：“顶好”、“再见”外，多数都是辞不达意。
须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再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一面要割地赔款，一面把夜郎自大改为畏外媚外的心理。中国人越低头，外国人越气焰万丈。在那种情形下，一般中国人只想努力学习洋文，以便在海关、邮政等机关得到三等职务，而一等决策的职务，是由洋人包办的。
记得四十六年前在福州读书的时候，眼看一个流氓要向路人挑战。那位路人准备和他打架，而流氓却恬不知耻地说道：“你敢？你知道我的哥哥是给外国人拉洋车吗？”自己的身份贬值到那么低，一切唯外国人之命是听，难怪外国人在中国横行无忌，根本不用好好的学习中文。
日前在一个座谈会里，新大政治系吴德耀教授说，当他在槟城钟灵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和一般同学，以会说中文为耻辱，这是实情。但是，到了今天，同样的钟灵中学学生，一定以不懂中文为耻。别的不用说，现在新加坡大学的华裔学生，从华文中学出身的不必说，就是从英校来的，也是说得一口华语，虽然在阅读写作上，还需要相当时间，才可以克服过来。
第三，生活上的需要，但生活上的需要，迫得他们非精通中国语文和方言，他们就不能履行他们的任务。他们靠着罗马字的拼音，很虚心地学习，很认真地应用，久而久之，他们对于当地的情形的熟悉，比较当地的名士高明得多。因为他们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例如我的已故的恩师高德祁会督，每到周末，他总要到闽东各县去讲道，有船坐船，有轿坐轿，到了没船没轿的荒僻的地方，他照例步行，一天步行三四十英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只因他所熟悉的方言很多，他有时还会运用方言跟口才较差的同学开玩笑。这儿充分证明，中文并不难学。那些开口中文困难，闭口中文困难的人，不是骄傲，以为中文不屑学；便是懒惰，以为到处有高等华人替他们翻译，所以决心省却许多麻烦。
第四，工具的便利。从前学习外国文，实在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因为工具书如字典、辞典、百科全书、地图等东西，非常不完备，许多事物，都在暗中摸索，自己并没有什么把握。有些人得风气之先，以为异族通婚，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语文的困难，但是生活和思想，人情和风俗的差异，是否使家庭生活更见和谐，这还是个疑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到处可以买到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此外，电影院差不多场场满座，而报纸、杂志也相当普及。他如校外进修班、函授学校、私人补习学校，一切的一切，都给人以深造的机会。比起五十年前，我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因为一个字不懂得读，须跑到老远去请教师友，那难易的情形，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了。
但是，语文的提高和普及，是和国力的兴衰作正比例。富强的国家，谁都要和它打交道，因此，它的语文谁也会认真去学。不然，连它自己的子孙也敬而远之，何况外国人。
就南洋而论，新加坡和槟城最通行的为闽南话，吉隆坡最通行的为广州话，曼谷最实用的为潮州话，因为当地的经济实力操在上述几帮的工商业家的手里。许多人都诉说福州话难学，这不是事实，因为福州人到南洋较晚，树胶、锡、交通、果园等生产机构，他们没有插足的地方，可是在东马诗巫，福州人在经济上颇有地位，人多做皇帝，所以福州话占了相当地位。
据悉，目前上海掀起学习英文的浪潮，英文的入门书，供不应求。同样的，美国各中学都有中文的课程，而大学考取博士的条件，中文和法文、德文等量齐观。这种形势使我十分乐观。须知人类只要把傲慢与偏见消除了，有色的眼镜脱下来了，那么在平等互惠的状况下，一切豁然开朗，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谈笑中解决。
容再谈，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