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新马一带的工商业虽蓬蓬勃勃，但出版业却走下坡路，一般作家不写书，出版家不出版书，青年读者不买书，这些死结，造成出版界真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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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四月一日信，知道健康胜常，不胜喜慰！近来我偶尔见到旧友，头一句话就问到“你好吗？”的确，健康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本钱，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东西。
来信说：
近来我尤其想到东方来过些年日，因我觉得西方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尤其年青一代消沉于自我享受（尤以性生活为甚）的自私生活，这对于西方文明及文化都是一个大打击。英美的青年，不以懒散自私为耻。英国近年来失业者已超过百万，年青人都拿国家津贴养活下来，他们大多数并不急急做工，只是懒散游荡，甚至吸毒，不以为耻！
孔子标榜“知、仁、勇”三个条件为做人的宗旨。关于“勇”字，他特地提出“知耻近乎勇。”这儿可见，人如无耻，比较禽兽还不如，至多仅能算是“能言的禽兽”。
战后的英国，工党执政。工党标榜温和的缓进的社会主义，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原则上，它厌恶资本主义；实施上，它要慢慢改良。它的领导阶层为韦柏夫妇、萧伯纳等人，都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作家学者。一九二九年麦唐纳组阁，那时正值世界经济恐慌，所以碌碌无所表现。大战结束后，艾德礼上台，他能说又能行，积极实施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免费教育等新猷。这本来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最好的办法。谁料人心不足，应有的权利，尽量享受；应尽的义务，却掉头不顾。这样一来，罢工事件，层出不穷：邮政罢工、铁路罢工、码头罢工、清道夫罢工、煤矿罢工……每次罢工，国内外的定单不能按期交货。结果，商场萧条了，货币一再贬值了，经济动摇了，失业人数增加了。到头来，两败俱伤。须知穷惊九眷六亲。无论英帝国也罢，英联邦也罢，到了手头拮据的时候，谁还会俯首贴耳地听从它的指挥？
在我到社会服务的四十多年间，我每次和一位新交谈天，我并不注意他们的祖先，我却十分重视他们的子女。我要知道他们的子女的教育程度的高低，意志的强弱，办事是否负责，待人是否宽大。因为祖先的富贵，仅是给人以暂时的便利，并不能够持久。甚至祖先非常寒微，但英雄不怕出身低，贫穷并不能妨碍他们进取的机会。
目前的英国青年，好像破落户的家庭所产生的青年一样，他们只记得祖先多么荣华富贵，怎样一掷千金，也毫不吝啬，至于他们自己呢？他们只懂得享受，无厌无尽的享受。一提到认真工作，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无聊而又无赖的心情下，懒散游荡，变成根深蒂固的恶习惯。整天埋怨这个，妒忌那个，而他们自己置身度外，什么责任也不想负。
你出身望族，五十年来，严守文学和艺术的岗位，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自你离开南洋大学的教授职位后，你曾到加拿大讲学一年，至于牛津大学、英国博物院、英国广播电台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演讲或展览会，这些事情你老是见义勇为，绝不推辞。
你尽心、尽意、尽力地要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可是一般青年却消沉到极点，丝毫没有斗志，这难怪你十分失望。在失望之余，你自然而然地会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你想回到香港或新加坡来小住，同时把你多年来所累积的中国汉代的石拓画，搬到新加坡来展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事情能够提早实现。
最近两年来，南洋大学在李氏基金以及其他慈善家、收藏家的赞助下，已经创办了一间“文物馆”，虽然里边所收藏的大多数是近代人的作品，但慰情胜无，这总算是个良好的开端。
最近五年来，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有长足的进步。高楼大厦林立，工厂、造船厂、旅店、购物中心，一间又一间摆列在眼前。三个月没有出门，差不多连路途也认识不清楚，而街道的干净，植物园、鸟类公园、蓄水池的美化，使各国到新加坡来游玩的旅客，赞不绝口。
但是，物质生活的进步，最需要文化艺术来配合，不然，这是美中不足。
十年前，你在南洋大学播的种，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你在新马一带的学生，一提到你的大名，眼睛简直会发亮，脸部也发出光彩，这是从事舌耕笔耕的人最大的收获，比较任何政府所颁给的勋章有意义得多。
日前我接到电话，那位先生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道：“你是连先生吗？我是凌叔华教授的学生，我想来拜访你，不知道连先生得空吗？”我马上欢迎他来谈谈。时间到了，来了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个建筑家，女的是个诗人，原名吴秀珍笔名石君，南大第四届毕业生，他们对你景仰备至，看了使人真羡慕。石君把你给她的信给我看，我也把最近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通过文字的介绍，一下子就成为朋友。
石君最近出版了一部诗集《绿苔》。年来新马一带的工商业虽蓬蓬勃勃，但出版业却走下坡路，一般作家不写书，出版家不出版书，青年读者不买书，这些死结，造成出版界真空的现象。因此，石君所著的《绿苔》，需要自费出版。幸亏她的朋友和学生很拥护她，两千本诗集终于售罄，这是个好消息。饮水思源，她无时不想念着你。这是值得夸耀的。
此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