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学，它永远离不开内容和形式，而得力处全在于一个“诚”字。至于篇幅的厚薄，文章的长短，和文学的价值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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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接到大著《春风庐联话》和手书，不胜感激！
退休后半年，到报馆仅三次。亲友寄来的信件，全部由旧同事代为转达。以后来信，请迳寄寒斋为盼！
大著早已拜读。统观全书，我觉得最上选的还是左宗棠的集句：“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一片由衷的哀悼，跃然纸上，而对仗的工整，用字的恰当，正是天造地设，堪称对联的模范。
原来“修辞存乎诚”。不诚，一切都流于虚伪。因为文字的变化多端，旧文学的体裁，离不了诗、词、歌、赋、对联；新文学的体裁，离不了理论、散文、小说、诗歌、戏剧。但是，形式可学，内容不可学。许多新旧文人，他们大多数懂得咬文嚼字，耍笔杆，只因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容，更缺乏满腔的热忱，结果，堂皇的写作，成为“爬格子的生涯”。写完之后连自己也不愿意多看一遍。请问，像这种文字，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记得有一次和友人重哑——即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蒋彝先生闲谈。他认为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需要去芜存菁的编选工夫，不然，仅有极少数的专家学者可以利用，其余广大的读者都没有接近的机会。我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不过这种工作十分困难，因为编选的人才非常难得。除了博学多能外，最重要的编选的人必须没有偏见，而又富有客观的精神。否则，治丝愈紊，胡来一场，不如让所有的作品原封不动，等到有良心、肯负责的人，以严正的审判官或批评家的态度，慢而稳地编选一部又一部，这才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
像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不但是才气洋溢的文学家，而是道地的事业家那样，左宗棠也不仅是能够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有守有为的干才。白居易和苏东坡在杭州西湖建筑白堤和苏堤，把西湖美化了。王安石实行变法，对于政治制度有全盘的改革。至于左宗棠，当他被贬谪到新疆的时候，他的伟大的功绩是：“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比较唐代诗人王之涣束手无策的态度，高唱“春风不度玉门关”，不知道强胜多少倍。
左宗棠并不是时常写作的人。他所写的对联并不多。记得童年时代，我最爱看曾文正公家书。我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之间，时常有意见不和的事情，这在势均力敌的同僚之间，势所难免。等到国藩死后，宗棠却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写一副对联追悼国藩。他说：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副对联完全是至诚的流露，这绝对不是咬文嚼字、无病呻吟的人所能写得出来。
谈到文学，它永远离不开内容和形式，而得力处全在于一个“诚”字。至于篇幅的厚薄，文章的长短，和文学的价值毫无关系。
太子丹送荆轲那首短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寥寥十五字，把凄风苦雨的环境，侠骨丹心的壮士的慷慨赴义，知心的生离死别的情绪，完全烘托出来，这是多么悲壮有力！
太史公呕尽毕生的心血，写了一部《史记》，这在印刷术和出版业还没有发达的时代，简直难若登天。太史公抱着匡时济世的宏愿，可是现实环境，迫他过着残废人的生活，这当然会使他气愤填胸。他一面通过文字的技巧，尽量冷嘲热讽统治阶级，一面发挥正确的主张，纵情歌颂游侠、货殖的人才。无论长文如《项羽本纪》，短文如《孔子世家赞》（仅93字）他都能够维持他的一贯主张，以及夹叙夹议的独特作风。难怪同时代的学者文豪，如刘向、扬雄，早就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有良史之才”。
诗圣杜甫以写诗为他的天职，所以他一路来记住“诗是吾家事”。除了三别、三吏、《羌村》、《丽人行》外，光是那首《登高》，无论气魄和神韵，堪称律诗的极品。
盖世天才苏东坡，无论游记、散文、诗、词，都有极高深的造诣，而他的书法更是宋代四大名家苏、黄、米、蔡的首席代表。我曾说，假如苏东坡没有其他作品，光是他的《赤壁赋》、《超然台记》、《水调歌头》、《念奴娇》，已经够使他不朽了。前两篇文章，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的高深的哲理，后两阕词，充分发挥他旷达的人生观。只要中文存在的一天，他永远是读者的良师益友，博得大众的敬爱。
南宋的陆游，是个最多产的诗人。论数量，差不多没有一个诗人能够赶得上他。然而陆放翁最被人传诵的不外两首诗：即《示儿》和《剑门道中遇微雨》。前者流露他的爱国的热诚，后者表现诗人的气质，一看就使读者起了共鸣，永远不会忘记。
读者也许要问，做文、写诗、填词既然这么困难，写了一生也找不到几篇代表作，那么，如意的算盘，就是平时尽量搁笔不写，等到灵感来临，这才振笔直书，岂不是很省时省事？
这又不然。文豪诗翁必须继续不断地阅读和锻炼，平时做好准备的工作，等到兴会来时，他才能够以“群山万壑赴荆门”的姿态，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程。文成之后，再加琢磨推敲，使它达到尽美至善的目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难怪古人要说了一声：“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