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你愿意献身给你的事业，所以你把事业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托。人家也许觉得这种生活太枯燥，而你却从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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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都市的人，好像杜甫所说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从年头到年底，很难见到一面。因为每个人都忙于业务，从上午八时开始，一直忙到下午五六时。名义上，工作八小时，可是加上事前的准备，交通的耽搁，真够人头痛。那些负较重大责任的人，晚上还要应酬、开会、翻阅文件，正是时时刻刻都在忙碌中，没有半点休息的机会。
日前得有机缘，和你闲谈一小时，不胜喜慰，别后又蒙你惠赠国际教育计划学院所出版的大著，谢谢！这个学院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附属的组织，专门研究国际性的教育、科学、文化等重要问题。你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的资格，被选为该院研究员，这是很有光彩的事情。就在这机构的赞助下，你到巴黎研究一年，这篇报告书是你的心得的一部分。
谈到教育计划，这儿我不能不穿插一段有关李光前先生的故事。
当第二次大战期间，李先生避难到美国。他一面在大学里担任讲席，一面考察美国大规模的企业。他所得的结论就是美国的工商业家并不是普通的人物。他们的手下拥有一批智囊团。智囊团的成员，不必担任例行公务，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从营业的大方针，以至于用人行政，甚至慈善事业，一宗宗，一件件，都要全盘计划。到了战后，李先生重返新加坡，一切事业都按照计划来处理。因此，他主持下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更大的成就，除了财源广进外，他还创办了李氏基金会，嘉惠社会。
当南洋大学创办的时期，一般人对于这事业都极热心。李先生除了竭诚赞助外，还特地提出一个建议，南大须聘请专家到这儿来作调查、统计，然后订定详细计划，以便按步施行。假如当时他的建议被接受，恐怕南大的发展一定更见神速。
你专门研究教育二十多年，除了教育理论、教育心理等课程外，你对于教育计划或策划有浓厚的兴趣。年来拜读你的几篇大著，不胜钦佩！
从前的留学政策，简直是浪费金钱，培养一些特殊阶级，三分不像本国人，七分不像外国人。大多数学子都是囫囵吞枣地全盘吸收外国的皮毛，而忽略外国的精华，至于本国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社会现象，什么东西应该保留，什么东西应该除旧布新，自己丝毫没有把握。因此，留学生和本国格格不入，不能作较大的贡献。
现在则不然。自你在南洋女中毕业后，你先到香港大学攻读，然后负笈伦敦，专攻教育学。每年的潜修，使你回国后，在师资训练学院及教育部担任要职，一面从事教育计划，一面在师资训练学院做副院长，理论和实践并行不悖，公余之暇，仍博览群书，谢绝交游，把每滴血汗都贡献给你的事业——教育计划。只因你愿意献身给你的事业，所以你把事业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托。人家也许觉得这种生活太枯燥，而你却从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乐。
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文化交流。你去年出国做研究员，这事情和普通留学生截然不同。普通留学生的见识有限，至多仅能吸收一小部分。你是在十几年前从伦敦学成之后，回到新加坡应用你所学的东西，学问与日俱增，见解日更深刻。因此，你到了法国后，才能够享受文化交流的乐趣。你不但能够以批评的态度，充分吸收国际名教授的高见，同时，你也能够以如数家珍的身份，把新加坡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一五一十地提供出来，请各位师友发表意见。像这种高度的文化交流，并不是普通留学生或观光客所能梦想得到。
从你的大著中，知道你对于新加坡的教育情形了如指掌。虽然过去几十年间，我曾以主笔的身份，陆陆续续地发表有关教育文化的社论，但是，一半局限于时间，一半要注意许多问题，致精力分散，没法子对于某一个专门问题，作深入的研究。除了印度三杰传费了我十七年的业余时间外，其余的作品，多在阅览各种名著后，心血来潮，一口气把稿子写成。因此，我充其量仅是个作家，不像你是个道地的教育专家。
的确，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责任实在够繁重。尤其是教育计划这种复杂微妙的工作，它关系今后世世代代的知识、生存等重要问题，它更需要一位学有专长，常识广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来担任，这儿谨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替你发表一篇大作《石膏与我》，我对这篇文字的印象极深。我知道你熬过一次大病，无形中增加你的信心。后来我又发表你的《西班牙游记》，注意点也与众不同。几年前，你曾到苏联出席国际心理学会议，去年又到法国做研究员，这些亲见亲闻的资料，望你得空写出来，给游记文学做个大贡献。不知高见如何？
此请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