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和做人，是人生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的问题。一般说来，为学难，做人也不大容易。然而权其轻重，做人是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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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朗气清，凉风习习，我的精神也特别兴奋。我想趁这机会和你谈谈为学与做人这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和每个人都有关系。许多文人学者对于这个大问题，都发表过各自的意见。今天我也想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为学和做人，是人生过程中时常会遭遇的问题。一般说来，为学难，做人也不大容易。然而权其轻重，做人是更困难。
学问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做学问的人，只要他能够找到良师益友作先导，加上设备充实的图书馆和试验室，而自己又会专心地有恒地向最高的目标进军，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迟早将有所表现。
但是，人事是千变万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昨天的挚友，很可能变成今天的劲敌；今天的劲敌，很可能变成明天的挚友。这事情，正是司空见惯，毫无足怪。
当我还在求学时代，我觉得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比较同胞兄弟还亲密。王国维是纯粹的大学者，罗振玉是古董商兼政客的干才。在局外人的眼光中，二人是分不开的。直到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竟达到那么尖锐化的程度。
又如1898年的戊戌政变时代，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师生的大名广播海内，一般人望风景从。可是在政见上，康有为是保守的，梁启超是进步的。前者心甘情愿地以遗老自居，始终维护清室；后者却要追随时代的潮流，随时准备接受新思想、新作风。只因政见不同，康有为竟破口大骂梁启超为“鸱鸠”。当时我拜读康有为的诗篇，看他的语气那么凌厉，心里觉得非常难过。
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们有生之日，必须出来任事，解决衣食住行这些生活问题。一谈到任事，必须和各界人士有所接触，而一切问题就出在人事关系上边。
当你一加入某机构的时候，你马上会发觉人事问题非常复杂微妙，不用一星期工夫，有人会告诉你，张三既骄傲，又吝啬；李四既投机，又会看风转舵。接着，又有人会告诉你，朱五虽然很聪明，不过非常狡猾；陈六虽然很老实，可惜笨头笨脑。简单说一句，全体同事中，除了他一个人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使人看得顺眼。
至于女性的职员，问题更加复杂。光是服装问题，就会使人头痛。假如服装太时髦，人家会说她妖妖冶冶，要勾引男人；假如服装太朴素，人家又会说她不施脂粉，活像个寡妇。在那种场合里，最好的办法是洗耳恭听，或者用别的题材把他们的论调加以转移，千万不要批评或插嘴，免得他们会引用你的评语，转告人家。西洋有一句俗语，“说话是白银，沉默是黄金。”在那种爱搅是非的环境里，黄金政策是保护自己一个好办法。
同事之间既然如此，对待上司更不简单。据我长期的观察，假如你的地位已经升到机要秘书，那么你的首要的条件，就是守口如瓶，假如人家追问你今天开会的详情，你应该采取微笑外交的态度，实行“一问三不知，再问两摇头”的办法。事实上，许多报告书或计划书是机要秘书拟定的，但他绝对不可以透露内情。例如今年二月间，中美极峰会议时，唐闻生女士负责翻译，但她懂得守口如瓶，绝对不会透露一丝半厘消息。她这涵养功夫可以说是很到家。
庄子是个聪明人，他最懂得应付环境。在他的名著《山木篇》里，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那棵大树会给人砍掉？”他答道：“因为它很有用处。”又问：“为什么那只鸭会给人杀掉？”他答道：“因为它没有用处。”又问：“有用的大树被砍掉，没用的鸭子也被杀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答道：“妙处就在于有用无用之间。”
一般说来，在社会做事，内才必须天天充实，但才华绝对不可外露，更不宜自我吹牛。须知“功高震主者危。”因为你声誉日隆，弄得你的上司的光彩给你掩住，这时候，你的地位难免会动摇。
李白是飘飘欲仙的大诗人，这事情谁也承认。但你不要忘记，他是深切体会人情世故的人。在他著名诗篇《行路难》第三首里，他说：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芸芸众生，必须用全力来求生存，但是，富贵功名，究竟是身外浮物，出生时既没有带来，死亡后又不能带去，最适当的办法是淡然处之。
你瞧，最近自杀的日本名作家川端康成，自两年前得到诺贝尔奖金后，他差不多没有一天过着安宁的日子。政客们要利用他做幌子，替他们拉选票，一般趋炎附势的人也要麻烦他做这个，做那个，甚至要时常当“治丧委员会主席”。难怪两年来仅写了两篇短篇小说，被人看做“江郎才尽”，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自澳洲留学回来后，七年来无论为学与做人，你都天天在进步中。因此，我才把我的一得之愚，提出来和你讨论。
此问
平安！
子云（1972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