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觉得，欧、美、日本的文人很有办法。他们不但会写文章，会著书立说，而且长于组织，懂得理财。
xx：
拜读5月23日信，谨悉一是。
蒙你告诉我香港几位老友的近况，谢谢！
曹聚仁兄患风湿病，辗转于病榻之间，达8月之久，但他仍照常读书著述，绝不向病魔投降，这种精神和魄力，实在值得人钦佩！李毓田兄虽已退休，但他的儿子在社会上已经显露头角，晚景堪娱，到以为慰！叶灵凤兄仍在《星岛日报》服务，不过眼力稍差，看书不大方便。陈君葆兄仍住在旧居，他为人很随和，生活应该过得很舒适。
至于你的儿女，三位留学加拿大，一位留学英国，他们个个能够独立谋生，使你减轻负担，这是值得自豪而又自慰的事情。
的确，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人生的乐事。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大多数都能够做到这地步，这证明家庭教育的成功。
我很高兴，大华出版社已经由你个人创办起来。关于创办的经过，你有一段文字说得很明白，现在特录如下，让新马一带的读者对你有进一步的认识。说不定读者中有少数人会支持你的主张，自动地以同志的资格，给你以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忙。来信说：
大华出版社是一个无组织的机构，由我一人“独资”，既无固定资本，亦无向友朋拉稿，只是出版我的文字。如有友人欲出书，由大华出版，印刷费则由作家负担。今已出的书有黄秋岳《花随圣盦摭忆补篇》、《钏影楼回忆录》及《春风庐联话》；六月一日出版《吴使谒见乾隆记实》。除钏影楼一种不是出资外，其他皆由我负担，尚未赚过一文钱，已先失去二千余元印刷费。
老实说，我对于创办出版社和杂志，跟你有同一的旨趣，不过在办法上，你我稍微不同。我要有组织，我更需要通盘计划；你根本不需要组织，走一步，算一步。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你的办法，单纯以个人的兴趣为中心，高兴就干，不高兴拉倒，后果不必顾问。我的办法，必须先有健全的计划和组织，然后按步实施。若论痛快，我的办法远不如你；若论持久，你的办法恐怕不如我。不知尊见如何？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出版界主要的分为两个主流。一个是文人学者自动掏腰包来办出版社和杂志，一个是文化大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和发行杂志。前者如北京大学出身的顾颉刚先生、冯友兰先生、俞平伯先生等人所创办的朴社；胡适先生、徐志摩先生、梁实秋等人所办的新月出版社。因为文人的现金有限，每人仅出资五十元至一百元，既无组织，又缺乏宣传，所以支持一二年，便自动解散。
郭沫若先生、郁达夫先生、张资平先生所办的创造社，是隶属于泰东书局；鲁迅先生及其门下所办的未名社，是属于北新书局。这两间书局的资本有限，规模太小，出不了多少稿费。但是，它们的限制不严，好让作者有自由发言的机会。虽然文人所创办的出版社，或者由文人及小书局合办的出版社不能持久，但它们以精神战胜物质，在短短的几年内，往往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至于大规模的书局、报馆，以及公私文化机构，它们的资本雄厚，组织严密，人才众多，它们出版刊物，不但不会赔本，而且有利可图，至少可发生广告作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局的《中学生》，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这些刊物极少登载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相反的，它们必须等待青年作家煎熬一些时间，吃过相当苦头，在社会上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后，它们才会出重资，很客气地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必恭必敬地邀请已经成名的文人学者来参加。
大华出版社所走的路线，显然和朴社、新月社很相像。不过朴社和新月社至少拥有十名八名健将，可以源源供给稿件，而大华却单纯以你个人为中心，既不向人拉稿，又不向人拉广告，清高是够清高，干净也够干净，但我恐怕这办法不易持久。
我常觉得，欧、美、日本的文人很有办法。他们不但会写文章，会著书立说，而且长于组织，懂得理财。不过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我们不同。欧、美、日本尊重文人，爱好买书，著名的文人，如罗素、丘吉尔、汤因比，他们所得的稿费和版税，比较在大学教书、担任过各部部长的收入多得多。这一点我们是望尘莫及的。
目前销路将达三千万份的美国通俗杂志——《读者文摘》——当五十年前初创办时，销路不过五千份。战后英国所出版的《企鹅丛书》，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订定缜密的计划，研究市场，然后到处拉稿。现在《企鹅丛书》越出越多，越来越好，真是物美价廉，雅俗共赏，对于文化事业的提高和普及，有极大的贡献。
《钏影楼回忆录》迄今还没有收到，怅甚！得便请再寄一册，以便慢慢欣赏，然后把读后感写出来，请包老改正。包老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今年97岁，每天还能够成文五六百字，打破老文人的纪录。我们后生小子，应该本着敬老尊贤的办法，尽力爱护他。
最近买到章士钊老先生著的《柳文指要》，共三函十四册。这是研究古典文学很有分量的作品，需要细心研读，才对得起作者。章老今年92岁，精力还那么饱满，笔力还那么矫健，实在难能可贵。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7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