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找到三五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彼此互相鼓励，到了辉煌的成绩被世人公认的时候，再来论功行赏，一点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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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电话中和我的一位老友谈到“作家”和“写作人”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拙作《一个写作人的生活》一文已经发表了，但是，关于“写作人”这个名词，仍需要注释，所以特地提出来和你讨论。
英文writer，中文译为作家、作者、写作者、写作人，而老舍先生竟译为“写家”。
historian译为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史学家、史学者，而曹聚仁先生竟爱用“史人”。
journalist，起初译为执笔，后来很笼统地译为主笔、编辑、记者；到了最近十年，一般人爱用新闻从业员、新闻工作者，而目前流行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从前“记者协会”，名异实同。
同样的，scholar一词，过去都译为学者，现在却通用学人。
中国人大多数是比较谦虚的，只有极小数是妄自尊大的。分明请客人大吃大喝美酒佳肴，但请柬上却说“敬备薄酌”。以此类推，在应酬场合中，对人总是提高一级，对己总是压低一级，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一般人老是觉得，“家”字的派头太大，一个人被社会尊崇为什么“家”，如“作家”、“史学家”，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假如你用“者”字，语气便缓和些。假如你用“人”字，这更冲淡了严重的气氛。其实，“家”、“者”、“人”三个字是同一意义，而“诗人”一辞已经成为普遍的通用的名词，比较“诗家”或“作诗者”更说得顺口。
打从中学时代起，我曾参加过许多团体。第一次开会时，出席者往往就社团的名称作冗长的辩论，其中主要的分为冠冕堂皇派，不问实力如何，名称总要叫得很响亮；另一派为实事求是派，凡事总要度德量力；有几分力，做几分事，绝对不肯开空头支票。
在第一次会议时期，社团名称的讨论，差不多占去一半时间；接着，就通过会章；到了选举职员的工作竣事后，便大功告成。
谈到作家或写作人协会，不禁使我联想到国际笔会。国际笔会的英文名pen club，是有来历的。其中p字，代表诗人（poets）和戏剧家（play-wrights）；e字代表散文家或论文家（essayists）；n字代表小说家（novelists）。这是说，国际笔会是由诗人、戏剧家、散文家、小说家的代表人物组织成的。
我读过英国大文豪威尔斯（h. g. wells）的大作《自传的试验》。我知道他对于笔会的工作，颇费一番精力。这个会起源于1921年，英国史各德·道生夫人（mrs. dawson scott）在伦敦发起的作家聚餐会；后来逐渐扩大，到如今，加入者已有许多国的作家。中国于1930年，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分会；会章规定，不参加政治，不发表政见，纯粹为一种友谊的联络。
战后二十多年间，新加坡的作家或写作人，曾一再想组织作家协会，以便加入国际年会。可是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两年前，有些朋友对于作家协会的兴趣比较浓厚，他们选出五位筹备委员，并蒙他们推举我为召集人，先后开过几次筹备会，得到社团注册官的允许，成为合法的注册社团。接着，我被病魔缠身，病后万念俱灰，什么事情也不想干。虽然我曾被邀为顾问，但是病人最需要完全休息，所以我只好下个决心，向我的服务机关提前退休，同时，把我有关的各社团的义务职务，一一辞退了。
原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大多数文人都是自命不凡，而气量又很窄狭。大家都要争取领导权，而不愿意心平气和地跟人家合作。譬如说，大家都赞成创办一个社团，可是张三中选，李四就大不高兴；李四中选，朱五又大不以为然，非立刻登报声明退出不可。在这种情形下，要社团办得起劲，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其实，所有社团，从国际性的大机构如联合国，到国内各团体，如要办得起色，首先要领导有方。假如领导阶层拥有三五位很有才干而又广孚众望的人物，其余大多数会员将望风景从。到了成立分会、支部的时候，应该如法炮制，每个单位如拥有三五位很有才干而又广孚众望的人物，其余大多数会员也根本无所谓，他们会一心一意地支持领导阶层。一层一层的组织都很健全，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出来。
在历史上，汉高祖手中拥有三杰，所以能够打败楚霸王；意大利出了三杰，所以能够造成统一的局面；安徽桐城县产生三位文学家——方苞、姚鼐、刘大櫆——居然造成文坛上的桐城派。至于山东的孔子和孟子，湖南的屈原和宋玉，他们不但在学术上、词赋上领导全国，而且在中文还存在的一天，他们的地位永远被人尊重。
我们不怕新加坡小国寡民，文化背景不够深厚，我们只怕新加坡的人民甘于小就，而没有远图。你瞧，五百年前，意大利产生了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加上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但丁——居然造成文艺复兴时代，当时固然风靡全欧，现在还成为人人所崇拜的对象。这儿可见文人或艺术家，彼此闹情绪，互相毁谤是无用的，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埋头苦干，而又能够找到三五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彼此互相鼓励，到了辉煌的成绩被世人公认的时候，再来论功行赏，一点也不迟。
此致
大安！
子云（1972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