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倡专门，但专门必须有广泛的基础，才显出它的博大精深。
xx：
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为什么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需要广泛的基础呢？因为正面的考察还不够，必需旁敲侧击；直接的描写还不够深刻，间接的推敲才能够深入堂奥。用苏东坡的诗来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换句话说，要考察一件事物的真相，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找到一切的特点，成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多少是靠得住的。
我们提倡专门，但专门必须有广泛的基础，才显出它的博大精深。例如杜甫，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写诗，所以后人才称他为“诗圣”。但是，杜甫所以成为诗圣，问题并不单纯。他最得力的地方，还在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假如杜甫的眼光非常狭窄，束书高阁，仅懂得做诗，恐怕他的成就也要打个七折八扣。
又如柳宗元，他是唐宋八大家的行列里的一个健将。就游记和小品文而论，他稳坐八大家的首席。但是，他的成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素养的深厚，在中国历史上仅有司马迁、韩愈、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可以和他抗衡。我们且看他的思想的泉源是怎样。他说：
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因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见《柳河东集》第三十四卷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从这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散文是有根基、有骨干、有枝叶、有花卉，这才能够结成甜蜜的果实。来源错综复杂，内容严正和谐，结果当然会显出全真、尽美、至善，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
苏东坡也是个博览群书的大才。他研读古人的名著时，往往要下按语。这些按语，着墨不多，但往往能发生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他评柳子厚诗，说：
诗须有为而后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而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时，极似陶渊明，知诗病也。
又说：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见《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下。）
因为苏东坡非常赏识柳子厚的诗，所以他的一位朋友来辞行的时候，他觉得无以为赠，特地抄录柳子厚的两首诗——《饮酒》和《读书》——以见别意，而他本人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饮食和读书。只因二人有同好，所以更容易亲密。
不但文豪诗翁需要广泛的学问基础，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也需要广阔的场地来烘托它们的冠冕堂皇的外观。例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天坛，巴黎的芬腾布卢宫、凡尔赛宫，前面伟大庄严，后面秀丽旖旎，为的是那些参天的古树，碧绿的草场，清且涟漪的水塘，源源不绝的喷泉，无一不烘托全座建筑物的巧夺天工。
无论在职业上，在兴趣上，你是个道地的画师。但是，除了绘画外，你对于音乐和文学的爱好，这不但不会妨碍你的进展，而且像牡丹绿叶一样，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目前新潮派的创作，风靡全球。女人的服装，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长可及脚踝的服装，在“迷你”的口号的影响下，一再缩短，最后成为半裸体。但是，物极必反，现在“迷你”已经“迷”到极点，突然一变，改为“密实”，恢复到三四十年前我们做学生时代的风尚。此外，新潮派音乐，嘈杂不堪，震耳欲聋。在密不通风的冷气厅里，一面听着大锣、大鼓、铙钹、喇叭的声音，一面听着歌女通过麦克风的怪叫，再加上狂欢的听众的大声呼喊和雷动的掌声，简直使你设法子和同席的宾主们谈天。至于新潮派的绘画，乱涂乱抹，连自己也不知道前后左右，更不用说一般观众了。
你是个最懂得“豪放须从规矩中得来”的艺术家。你接受苏东坡的经验谈：“好奇而新，乃诗之病。”但是，你并不反对革新，你是要运用按部就班的方法，很自然地逐渐解放。这是科学界所坚持的“慢而稳”的方法，值得人特别尊重。
现在距离上次的个展已经十五年，照理你应该作第二次结账的阶段。但望天从人愿，再过十五年，好让你来个第三次的结账工作，举行第三次个展，届时，炉火更纯青，一切更到家，而这三次个展，刚好代表你个人的壮年、中年、老年的三个阶段，岂非艺林佳话？
此请
笔健！
子云（197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