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南大和新大有什么分别？我答道，“新大得力于天时、地利，南大应得力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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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h兄夫妇从美国到新加坡来观光，我提议由燕大同学会公宴，结果，却由你个人单独掏腰包。后来举行聚餐会，你却因事不能参加，怅甚！怅甚！
据说，薛寿生博士已应聘，担任南大校长，因为现任校长黄丽松教授即将前往香港大学做校长，势难挽留。由于时局的大变动，过去六十年间港大校长一席全部由英国人包办，现在不得不改弦易辙，聘请中国人来接班。更难得的是，黄教授是港大的校友，对于母校的历史和现状十分明了，驾轻就熟，许多困难的问题，当可迎刃而解，所以毅然决定接受这重任。
即将上任的薛博士是燕大校友，离校后，曾到瑞士深造，所以语文这一关，当然不成问题。此外，他曾担任南大校外考试委员几年，去年他又应南洋学会的邀请，到新加坡大会堂发表专题演讲，此间学术界人士对他已有相当认识，可惜那时我为病魔缠绕，不然，我一定要邀请大家好好地招待他一番。
燕大的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很有意思，现在趁机会解释一下：
一、真理。燕大虽然是教会学校，不过它所崇尚的真理，不限于基督教义，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圣贤所倡导的真理。的确，真理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是“放之百世而皆准的”。崇尚真理的人，大家都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这一关打通，以后无论研究哪一门学术或艺术，大有殊途同归的乐趣。
二、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罗兰夫人这两句名言，正是道破天地间的秘密。譬如说，我平生没有到舞厅去献丑，但有人如禁止我到舞厅，我就非去不可。据我的朋友的经验，他所出版的书籍，销路相当好，其中有一种被列为禁书后，销路突增。除了存货被抢购一空外，还有人盗印。这儿可见人类多么酷爱自由。
大学生和研究生并不是小学生，可以随便受人指挥的。请问《史记》、《红楼梦》、《水浒》等名著的作者，是谁出题目给他们做的呢？是谁指导他们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的呢？假如司马迁、曹雪芹、施耐庵愿意随便接受别人的指挥，那么他们绝对不能“成一家言”，而他们的作品也仅堪覆瓿了。因此，学术自由是大学的首要条件。
三、服务。幼学壮行，这本来是办学的宗旨。大学既然是最高的学府，它所训练出来的人才，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为人民服务。大学不是逃避现实的隐居，它要鼓励人作献身社会的准备。这一点每个大学生应特别注意。
谈到南大应走的路线，我们应该先认清南大的处境。南大于1956年正式开学，但它曾费了几年时间做筹备工作。想当年，在殖民地政府下，它必须采用“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实在使人啼笑皆非。这儿我们不能不佩服创办人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美德，他们深信屈原的训导：“苟吾道之不遗，虽颠沛庸何伤？”只要南大能够办得成功，那么“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以为牛”，这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有人问我，南大和新大有什么分别？我答道，“新大得力于天时、地利，南大应得力于人和。”新大历史长久，校友高踞要津，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南大历史短浅，小本钱要做大生意，其间难免要经过许多困难。
为着克服许多困难，南大必须在人和方面痛下工夫。
从“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到名正言顺的南洋大学；从没有人承认，到国际上普遍承认；从自生自灭，到政府大力支持；中间不知道经过多少艰险的行程。今后仍须努力，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以便研究工作的积极进行。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南大须和社会人士密切合作。目前一般青年，在没有进大学以前，已经非常关心将来的出路问题。一谈到出路，学校必须和社会人士互通声气，看看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南大所培养出来的又是什么人才。只因事前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学生毕业后，马上可以和有关的公私各机构衔接起来，而不会脱节。不然，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不但使学生及其家长忧虑，而且会影响到现任教职员和在籍学生的情绪。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校友的地位。国际上各有名大学，除了尽量礼聘德高望重的外籍或外校的人才外，在可能范围内，最好给校友以应有的机会。他们对母校应兴应革的事情，懂得太清楚了，所以他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
行将上任的薛校长，今年才45岁，比较我们年轻二十年。我希望他能够连任十年、二十年，在安定中求进步。
现值新旧校长交替的时节，你不妨费一点时间和精力，筹备一个大规模的迎新送旧大会，广邀理事会、教授会、校友会，以及各界名流参加。一面馈赠旧校长以纪念品，表彰他的勋功伟绩；一面给新校长全力的支持，使南大办得更有声有色。事实上，这些事情恐怕你已经想到，或者已经在筹备中，而我的建议，仅算是献曝之勤罢了。
历史是连绵不断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你身为南大研究院院长，算是重要台柱之一，望你特别注意。
此请
教安！
子云（197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