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人，不深入民间，不认识民间的疾苦，只会吟风弄月，咬文嚼字，所以他们的作品，多是言之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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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l到欧洲观光时，顺便寄了几册名作家的选集给你作课外读物。你看完之后，对于老舍甚感兴趣，其他大名鼎鼎的作家，你觉得他们的思想和文学都不合你的口胃，所以看完就算了。
你懂得选择你所爱看的东西，这是做学问的出发点。因为印刷的便利，国际上有名的大图书馆的藏书，正是汗牛充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中国北京图书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日本东京图书馆……藏书的数量非常可观。至于著名大学的图书馆，藏书的数量各达数百万册。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一个读者不懂得选择，恐怕读得头昏脑涨，也读不到万分之一。因此，选择读物是治学的首要条件。
远在一千两百年前，印刷术非常落后，全国藏书寥寥可数。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他们已经觉得书籍非严加选择不可。韩愈先定了一个标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柳宗元也像韩愈一样，仅选择十几种书，放在案头，朝夕朗诵。博学如杜甫，他高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典文学所谓一卷，不过等于现代书籍的一章，页数薄得可怜。例如一部《史记》，就有一百三十卷。以此类推，所谓万卷书，还不到现代书籍的一千册。
几年前，新加坡有一位中等资产的商人，他虽然不是学者专家，但他却喜欢藏书。到了他死后，他的全部藏书七千册，都惠赠新加坡大学。这证明杜甫的藏书，远不如现代一位中等资产的商人。
问题不在于家里藏书一万卷或十万卷，而在于读破的“破”字。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研究《易经》，他把《易经》读得烂熟，所以在中文成语上，才有“韦编三绝”的说法。那时的书籍是刻在竹简上边，学者们恐怕竹简散乱，所以把绳子连贯起来，只因绳子不耐用，多翻阅几遍，绳子难免会弄断。就孔子个人而论，他那部时常翻阅的《易经》，穿着的竹简已经断了三次，这证明他研究一种书籍，多么深入而又专心。
你知道，我少年时代，家里的藏书仅限于四书、十三经、八股文、试帖诗，唯一可以供少年阅读的只有《曾国藩家书》。我靠这部书，打好治学治事的基础，待人接物的方法。就治学而论，曾国藩从《四库全书》里选出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一共十二种。这样一来，他做学问就有目标，有计划，不至泛滥无归，“如入宝山空手回”。
撇开政治上的功罪不谈，因为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文论文，清朝264年间，还没有一位大文豪能够和曾国藩比拟。有些学者的学问十分渊博，但是行文不舍得割爱，不注意剪裁，弄得言之无物。有些文人，不深入民间，不认识民间的疾苦，只会吟风弄月，咬文嚼字，所以他们的作品，多是言之无物。曾国藩像现代英国出将入相的丘吉尔一样，读书既渊博，经验又丰富，但他的成就，因为受了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假如曾国藩的寿命能够像丘吉尔一样，活到90高龄；假如他所处的社会是文化发达到最高峰的英国，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几部很有系统的著作，不至仅限于书信、日记、奏议，以及一些不相连贯的论文和序文。
读书固然有所选择，作文的题目更需要有所选择。不然，你选择的题目，人家早已捷足先登，文成之后，一点也不新鲜，这是白费精力。此外，你所选择的题目，绝对不是一年半载所能够完成，到了交卷的日期已到，自己急得要命，许多良好机会，眼巴巴地让它们白白过去，这是多么可惜？
“选择一个好题目，等于已完成一半工作。”西洋这句俗语，正是一针见血。
目前你既然喜欢阅览老舍的作品，我主张你应该趁机会，一鼓作气地遍读他的全部著作。只要一种作品摸得烂熟，以后无论翻阅其他书籍的时候，你就拥有比较可靠的尺度来衡量。说的是你自己的判断，不是人云亦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长享读书的乐趣，不至把有限的脑袋，专门用来储藏古人或洋人的残渣剩滓。
谈到老舍的小说，他初期所写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不管内容如何，光是文字一关，我就不大喜欢。那时的作品，纯粹运用北京的土话，“儿”字和“子”字，以及北京的俚语用得太多，所以不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自抗战军兴之后，因为时间的急迫，老舍不得不“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这时候，他开始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文字洗练了，结构也紧凑了，我对他的敬意也增加了。我认为他是个当代最有希望的小说家之一，造诣在其他很有名的作家之上。
现在把老舍的小说六册，寄给你，请查收！这六册的书名是：《骆驼祥子》、《老牛破车》、《赶集》、《火葬》、《老张的哲学》、《老舍小说集》。其中《骆驼祥子》是他成名的作品，曾被译为英文。
战后初期，老舍和曹禺两位，曾被美国国务院请去讲学，足迹所至，备受欢迎。事实上，这两位作家，最懂得爱惜生命的人，所以他们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下笔不苟，永远值得人尊敬。
老舍原名舒庆春，北京师范学校出身，对于北京的人情风俗，洞悉无遗。他从欧洲讲学回来的时候，曾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过书，所以老一辈的文人，多和他相识。
此问
学安！
子云（1972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