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这篇 1903 年刊载于《新民丛报》的传记，是梁启超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所著的赞歌式传记。开篇便以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克林威尔画像切入，点明他作为英国王室大敌、革命健儿的特殊身份。传记详述其凭借清教信仰与军事才能，统率 “铁骑军” 和新模范军，在两次内战中击败王党，于纳西比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还参与审判并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建立共和国，后以 “护国主” 建立统治的经历。 梁启超驳斥了史家称克林威尔为 “乱臣贼子” 的评价，盛赞其 “惟知有国不知有我” 的人格，强调他不顾毁誉、甘愿牺牲自身与名声救国的情怀，还将他与拿破仑对比，指出克林威尔无凭藉而起、始终坚守为国，远胜拿破仑。文末梁启超借克林威尔的英雄形象呼应 “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 的观点，既宣扬其推动英国立宪、壮大国家的功绩，更意在以这位英雄激励国人，为清末维新变法、开启民智注入精神力量。

这篇 1902 年连载于《新民丛报》的传记，译自德富芦花《法国革命之花》并经梁启超改写，开篇就盛赞罗兰夫人为 “19 世纪欧洲大陆一切文明之母”。传记聚焦这位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党核心人物，略去其家庭、爱情等个人情感内容，着重刻画她兼具爱国情怀与政治抱负的形象。书中提及她出身普通市民家庭，靠以《英雄传》为核心的自学成长，文笔精劲，其奏议被赞为法兰西史中公牍文字之最。她虽自称恪守女子本分不妄参政事，却能以自身精神影响众多党人，成为吉伦特党重要的幕后助力。传记还详述她与丈夫等温和派人士遭革命激进派迫害的经历，细致描绘了她身着白衣奔赴刑场的惊艳形象，也引述了她 “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以行” 的临终慨叹。梁启超借这一悲剧，寄托自身对暴力革命的疑虑，其饱含激情的笔触塑造的女杰形象，不仅开启晚清西方女杰译介热潮，更成为不少晚清革命者的精神楷模。

梁启超 1902 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作品，多依据石川安次郎《路易・噶苏士》翻译，核心为刻画噶苏士（拉约什・科苏特）的爱国形象，唤醒国人爱国情怀与民族意识。​ 噶苏士出身匈牙利没落贵族，早年涉法律工作，后入国会任副手。当时匈牙利受奥地利专制统治，国会会议禁公开，他以书信记录会议内容传递给庇护人，文稿渐成类似议会公报的形式，还突破禁令扩大传播以宣扬改革，影响力日增，却因此遭打压，1837 年以叛国罪入狱，狱中仍坚持学习丰富政治学识，出狱后革命意志更坚。​ 此后他成为匈牙利自由主义阵营核心，抨击贵族封建特权、推动废除农奴制，号召民众争取民族独立。1848 年受法国革命影响，呼吁建立议会制政府，面对奥地利武力镇压凝聚民众反抗；1849 年推动匈牙利宣布独立，然遭俄奥联军夹击，起义失败后逃亡土耳其，后又赴美、英等地演讲，始终未放弃为匈牙利独立发声，1894 年在意大利都灵离世。梁启超借其事迹传递 “人人心怀祖国则民族可兴” 的理念，激励内忧外患中的中国民众为国家振兴奋斗。

回忆录。丁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回忆1933年5月被秘密绑架，囚居南京以及最后“飞”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历。揭露国民党的卑鄙无耻，鞭挞叛徒顾顺章、姚蓬子的卖身投靠，表现了丁玲的坚贞不屈和对党的忠诚。5个附录，搜集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全面反映了丁玲被绑架和囚禁南京的情况，澄清了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丁玲“自首”、“转向”之类的谣传和不实之词。

《胡适口述自传》是由历史学家唐德刚根据胡适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录音及手稿整理编译，该书源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唐德刚通过访谈与胡适合作完成，记录其晚年学术思想及生平经历。全书以胡适自述为主线，涵盖文学革命、思想史研究、新文化运动等议题，延续其早年学术观点。唐德刚以“传注一体”体例进行译注，结合史实考证与社会背景阐释，注释部分因多维视角和严谨考据具有独立学术价值。书中包含胡适对白话文运动、“问题与主义”论争等历史事件的反思，为研究近现代思想史提供重要参考。

日记合集，收录现代作家郁达夫1926至1937年间创作的日记，该书基于作者生前出版的《日记九种》《达夫日记集》等版本整理而成，系统呈现其创作高峰期的生活轨迹。全书包含《劳生日记》《故都日记》等篇章，内容涵盖社会动态、自然景物、文坛交往及个人情感，以率真质朴的笔触记录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日记既有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也有对婚姻恋情的直白吐露，通过日常片段展现家国忧思与文学思考，为研究郁达夫创作及二十世纪早期文化生态提供一手文献。

中国近代史专著。陈恭禄著。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曾重版多次。陈恭禄(1900—1966)，中国江苏丹徒人，历史学家、教授。毕业于金陵大学，先后在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任教。主要著作还有《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等。本书初版由自序、正文和附录组成，约60余万字。记述自鸦片战争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至成书时为止)的中国历史。自序简述成书经过并对编著方法的若干问题进行说明。正文分上、下两卷，共19篇。第1篇简述鸦片战前的中国情况。第2、3篇记述两次鸦片战争。第4、5篇记述太平天国及捻、苗、回起义。第6、7篇专述咸丰以后的内政外交。第8、9篇记述甲午中日战争及战后的危机。第10篇专述戊戌变法。第11、12篇记述义和团运动。第13、14篇记述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第15篇专述清末政治、社会情况。第16、17篇记述民国以后的内政外交。第18篇就国内问题和建设途径作出结论。第19篇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料进行简评。附录载有道光元年(1821)至民国23年(1934)的中西年历对照表。本书资料丰富翔实，条理清楚，被列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

《红军长征记》是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的一本记述长征的书，原名初为《二万五千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直到1942年，才由总政治部更名《红军长征记》，作内部参考印制发行，现已难见其踪。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由朱德亲笔签名赠给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并引起各方关注。《红军长征记》是极为珍贵的一本书，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

收录蒋经国1937至1975年间撰写的日记、回忆录及散文等十余篇文献。内容聚焦作者早年苏联留学、赣南主政实践、随父迁台经历等关键人生阶段，涵盖对西北开发构想、与斯大林谈判等历史事件的回顾。全书以第一视角呈现作者政治理念的变迁轨迹，包含《我在苏联的日子》《训练日记》等核心篇章，着重展现务实革新与社会建设思想。文献涉及家庭教育、党政实践等领域，附录补充他人撰写的相关回忆文章。书中部分内容因历史环境存在删略或隐讳，但作为研究两岸关系及近现代史的原始文献，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记体历史文献，完整收录陈克文1937年至1952年间撰写的私人日记。以编年体形式呈现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细节、国民政府行政院日常运作实况，以及汪精卫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珍贵记录。作为国民党中层官员视角的原始史料，该日记被学界视为研究民国政治史与社会史的重要补充文献，其未刻意发表的原始性特点使记录更具客观性。书中附录包含陈克文年表及回忆文章，为研究民国公务员群体生存状态提供了立体观察维度。

陈训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出版家和文史工作者。《南高小史》是他撰写的一篇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 “南高”）对南高的优良校风进行了总结。陈训慈 1920 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 年毕业。在南高读书时期，他担任 “史地研究会” 总干事，《史地学报》编辑主任等职。在《南高小史》中，陈训慈将南高的佳风概括为 “诚、爱、勤、俭” 四字。他提到，“诚” 表现为上下相接真诚，教授多有 “身教” 之功，同学间存坦白诚挚之情；“爱” 体现为师生、同学之间互相关爱，课外联络频繁，相处融洽；“勤” 是指勤于治学的普遍学风；“俭” 则是大多数师生的生活共态。

明清北京城建设体现了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集大成的理论思想，明清故宫作为代表重点体现的王城地京建筑规划理论，建筑技法和建筑理念。由于在城池的建设中还包括其他如社稷坛、天坛、王府、城门、团城等建筑群的设计和建造，这些运用中国传统技艺建造的艺术经典，构成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主要划分和功能区——皇城和宫城。因此，本书分为故宫的建设、故宫的建筑、其他古建、建筑工艺研究四个部分来分别讲述建筑文化。

1924 年，溥仪被赶出皇宫，国民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8 岁的单士元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身份加入，参加了坤宁宫、交泰殿等多处的文物点查事务。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因单士元在北大的研究课题为 “明清史及其档案研究”，他被分配在文献部从事皇宫旧藏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单士元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工作期间，面对浩繁的清代历史档案，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后逐渐形成了档案目录学概念。1936 年，他发表《清代档案释名发凡》，针对清宫档案数量大、类别多的状况，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使档案整理有了规范，也为档案学成为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他因此成为我国提倡档案目录学的第一人。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和伊藤博文举行会谈。日本狮子大张口，不但要求赔款，更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其要求简直是欺人太甚。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不料他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文皆被日方破译，促使日方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无法可想，电谕李鸿章在第六轮谈判中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签署《马关条约》。本内容系李鸿章在前五轮谈判时的手记。

丁文江、赵丰田编。根据编者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油印本修订而成。本书是一部研究梁启超的资料性著作，论述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政治、学术活动情况。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谱前，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戍)二十六岁的情况；第二册，从187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十七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九岁；第三册，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三十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三十三岁；第四册，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五岁；第五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甲)三十六岁——1911年(宣统二年庚戍)三十八岁；第六册，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第七册，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第八册，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四十五岁；第九册，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第十册，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戍，五十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第十一册，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三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五十四岁；第十二册，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五十五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五十七岁。

本书为日本学者研究清末宪法的学术作品。作者在清末起草了一部《大清宪法》，共10章，76条。按照宪法草案的结构顺序，北鬼三郎给每一条都注明所参考的对象，并加上或长或短的法理说明，法律叙事皆植根于晚清的衰变，从多个面向剖析晚清中国动荡不安的历史剧变。《大清宪法案》出版后，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成为清末制宪官员的囊中书，而且还成为民初修宪者设计国家体制时的理论依据。本书可作为清末民初政治史、法律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也可见当时中日学术交流的情况。

《广名将传》，又名《广百将谱》或《广百将传》，是在明陈元素编订的《名将传》的基础上，由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加以注断的增广辑评本。该书所选将领共一百七十五人，大部分是将正史中的名将传记析出，删去与军事无关的内容或枝节，主要述其军事事迹，究其作战得失，并加四字韵文断赞，评其功过，以供武将学习了解之用。该书作为一部军事入门书，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本书对《广名将传》中一百七十五篇传记做了进一步的精选，共选出二十三篇，主要依据如下：（一）有兵书存世者，如吕尚、孙子、吴起、田穰苴、孙膑、李靖、戚继光、俞大猷等。（二）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者，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诸葛亮、岳飞等。卫青、霍去病原文篇幅极短，但因二人均为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将领，无论从功绩、影响力而言，都非其他将领可比，因此仍入选。

本集由三则文字组成：《鲁迅先生记》《在东京》《回忆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在上海过世。当时，作家萧红正在日本东京，延迟知道消息，震惊之余，悲痛不已。写《在东京》一文以哀悼。 之后，萧红回国，与夫人许广平时常会面，到家里叙旧，家中有一尊灰蓝色的花瓶，里面种着万年青，一冬不死。萧红每次去，花儿长青，只是花瓶由随处摆放，最终安置在先生遗像前。 战火起后，人们搬家离开北平，花瓶被放到了鲁迅先生墓地，因为人们南渡，墓地失去照顾，墓草都长得很高，埋没了花瓶，也遮盖了先生的瓷像。但是无论走去多远，过去都少年，逝去的人都会被记在心上。 集中最后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篇幅最长，讲述了萧红和鲁迅先生一家的点点滴滴，深挚的友谊，平实的记录，是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鲁迅先生，了解先生一家生活状态的一手珍贵资料。

中国近代史学家何炳松于1920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同名课程时编撰的讲义，该书以美国史学家鲁滨孙、比尔德的《欧洲史大纲》第二卷及《现代欧洲史》为蓝本，系统梳理近代欧洲历史发展脉络。全书时间跨度自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分七卷论述欧洲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型历程，涵盖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等重大事件，兼及俄罗斯与普鲁士崛起、殖民扩张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内容。通过政治变革与思想潮流的交织分析，构建以时序为轴、聚焦制度变迁的宏观框架，呈现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演变的全景图式。

原名《哈敦·温都苏努·额尔德尼·托卜赤》，简译作《宝贝史纲》。蒙古编年史。清康熙元年(1662)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乌审旗)蒙古族学者萨囊彻辰(萨冈彻辰)用蒙古文写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把家传抄本进献清高宗，次年奉敕译成满文，并由满文译成汉文，分八卷，名《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作者利用了《本义必用经》、《显异花蕾篇》、《阐释因果本原丹书》、《汗统记》、《发明诸贤心识之华萃》、《崇高至上转轮圣王敕修法门白史》、《古蒙古汗统大黄史》等七种蒙、藏文资料。内容以佛教的传播附会蒙古族的起源，历述元、明两代蒙古各汗的事迹，对达延汗及俺答汗的活动记叙尤详。也详述了西部蒙古的许多历史事件。作者曾亲历其中的一些事。书中虽有穿凿附会之处，史事和纪年也有错乱， 但仍不失为研究蒙古历史、文学和佛教史的重要著作。与 《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 合称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清译汉文本《蒙古源流》是满文译本的“重译”。其误译之多，致 使用注释的办法不能解决，所以重新再译之。本书中的“校注”部分参考了 王静安、沈曾植、张尔田诸先生之原注，修改了一部分，淘汰了一部分， 保留了一部分，新增加了一部分。

《曹汝霖回忆录》，是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是想洗刷五四运动中卖国贼的罪名。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因此这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也弥足珍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回忆录。梅兰芳著。原书分三集。第一、第二集由许姬传记录、许来源协助整理，第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第一、第二集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由平民出版社出版。第三集又分别于1961年、1962年和198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由该社合集再版。全书共50余万字。书前有梅兰芳像、梅氏所撰“前记”和许姬传的“编写说明”。本书记述梅兰芳自1950年以来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忆。内容丰富，记述了梅氏家世、学艺经过；早年排演《玉堂春》、《金山寺》、《穆柯寨》、《游园惊梦》等传统剧的情景；创演《邓霞姑》、《一缕麻》等时装新戏，探求京剧艺术革新的实践过程；创演《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古装戏时期的艺术创新；详述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贵妃醉酒》、《思凡》、《宇宙锋》等剧的表演艺术；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前先后3次到上海、5次到汉口演出及南北剧艺交流情况；30年代创演《抗金兵》以宣扬抗日爱国思想的经过；还介绍了梅氏曾生活过的富连成科班、双庆社、承华社等演出团体。书中述及程长庚、吴菱仙、谭鑫培、程继仙、萧长华、王凤卿、裘桂仙、姜妙香、齐如山、徐兰沅、陈彦衡等百余位前辈和同辈演员、剧作家、琴师的艺术成就，介绍了当时京、沪、汉、杭等地的演剧场所和剧坛风貌。书中有插页剧照多帧。书后有许姬传、朱家溍所写“后记”。

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奠基之作，系统揭示了 “以良民治良民” 的粮长制度如何在国家汲取与地方秩序的互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梳理了这一制度的渊源、运作、演变及社会影响，构建了理解明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框架。粮长制度的核心是 “民收民解”，即约以万石税粮为一区设立粮长，由田多、纳粮多且有威望的大户充任，总揽田赋的催征、经收、解运等职责，同时常兼劝农、掌乡政等事务，其设立初衷是减少胥吏与揽纳之弊，强化国家对基层的控制。粮长享有诸多特权，包括参与乡讼会审、赎罪、赴京受接见乃至授官等，这些优遇既体现了国家对其的倚重，也塑造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收录了《明代黄册考》《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等重要论文，延伸至赋役体系的整体研究，另附作者学术传略与研究综述，便于读者入门与进阶。无论是明清史、财政史、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还是对国家 — 社会互动议题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这部经典著作中获得深刻启发。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晚年创作的追忆性著作，以117位明末士人的生平事迹为载体，通过史传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现明清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黄宗羲早年经历家难、参与复社活动及抗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交友经历与历史认知。晚年隐居著述期间，在宁波证人书院讲学过程中形成系统化的史观体系。该书创作动机既包含对故友的追思，也隐含着通过人物书写保存故国记忆的深层诉求。该书既是对友人生平的真实记录，也承载着对忠义精神的表彰与历史反思，成为研究明遗民群体及浙东学派史学传统的重要文献。光绪年间经黄宗羲族孙整理校梓后，与《明夷待访录》等著作合刊传世。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于17世纪中后期创作的政论文集，共九篇。该作诞生于明清鼎革之际，针对郡县制僵化引发的中央集权过度、民生凋敝等问题，提出制度改良方案。全书以“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为核心主张，主张合并行政层级、强化县级自主权，推行县令世袭制以稳定地方治理。提出通过裁撤冗余监察机构、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简化行政审批等举措，在中央集权框架内注入封建制灵活成分。文中以赋税改革、吏治整顿为切入点，强调官员长期任职可调动“私利”养民，并通过考核指标规范地方治理效能，构建“厚民生”与“强国势”的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