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明清北京城建设体现了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集大成的理论思想，明清故宫作为代表重点体现的王城地京建筑规划理论，建筑技法和建筑理念。由于在城池的建设中还包括其他如社稷坛、天坛、王府、城门、团城等建筑群的设计和建造，这些运用中国传统技艺建造的艺术经典，构成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主要划分和功能区——皇城和宫城。因此，本书分为故宫的建设、故宫的建筑、其他古建、建筑工艺研究四个部分来分别讲述建筑文化。

1924 年，溥仪被赶出皇宫，国民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8 岁的单士元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身份加入，参加了坤宁宫、交泰殿等多处的文物点查事务。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因单士元在北大的研究课题为 “明清史及其档案研究”，他被分配在文献部从事皇宫旧藏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单士元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工作期间，面对浩繁的清代历史档案，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后逐渐形成了档案目录学概念。1936 年，他发表《清代档案释名发凡》，针对清宫档案数量大、类别多的状况，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使档案整理有了规范，也为档案学成为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他因此成为我国提倡档案目录学的第一人。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和伊藤博文举行会谈。日本狮子大张口，不但要求赔款，更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其要求简直是欺人太甚。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不料他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文皆被日方破译，促使日方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无法可想，电谕李鸿章在第六轮谈判中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签署《马关条约》。本内容系李鸿章在前五轮谈判时的手记。

《柔石书信日记集》收录了作家柔石（赵平复）不同人生阶段的日记与书信，时间跨度从 1922 年至 1931 年，完整呈现了他从青年学子、小学教师到职业作家的人生轨迹，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意义。 日记部分以细腻笔触记录日常点滴与内心波澜：既有西子湖泛舟、慈湖夜游的自然之趣，也有执教生涯的烦闷、丧子之痛的悲恸，更有对人生意义、社会现实的深度思索。从慈溪时期的迷茫求索，到北京时期的身份叩问，再到上海时期的文艺坚守，字里行间满是知识分子的敏感与觉醒。 书信部分涵盖致亲友、同道的往来信函，既有对家人的牵挂、对友人的真挚情谊，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其中与鲁迅的交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以及狱中绝笔信，更凸显了他从文人到革命者的蜕变。 全书以私人化视角映照时代变迁，文字质朴真诚，情感浓烈深沉，既展现了柔石作为作家的敏锐洞察力，也还原了一位进步青年在动荡年代的理想与挣扎，是了解其生平与思想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丁文江、赵丰田编。根据编者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油印本修订而成。本书是一部研究梁启超的资料性著作，论述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政治、学术活动情况。该书以七百余通信札为核心史料，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谱前，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戍)二十六岁的情况；第二册，从187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十七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九岁；第三册，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三十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三十三岁；第四册，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五岁；第五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甲)三十六岁——1911年(宣统二年庚戍)三十八岁；第六册，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第七册，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第八册，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四十五岁；第九册，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第十册，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戍，五十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第十一册，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三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五十四岁；第十二册，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五十五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五十七岁。

本书为日本学者研究清末宪法的学术作品。作者在清末起草了一部《大清宪法》，共10章，76条。按照宪法草案的结构顺序，北鬼三郎给每一条都注明所参考的对象，并加上或长或短的法理说明，法律叙事皆植根于晚清的衰变，从多个面向剖析晚清中国动荡不安的历史剧变。《大清宪法案》出版后，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成为清末制宪官员的囊中书，而且还成为民初修宪者设计国家体制时的理论依据。本书可作为清末民初政治史、法律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也可见当时中日学术交流的情况。

《广名将传》，又名《广百将谱》或《广百将传》，是在明陈元素编订的《名将传》的基础上，由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加以注断的增广辑评本。该书所选将领共一百七十五人，大部分是将正史中的名将传记析出，删去与军事无关的内容或枝节，主要述其军事事迹，究其作战得失，并加四字韵文断赞，评其功过，以供武将学习了解之用。该书作为一部军事入门书，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本书对《广名将传》中一百七十五篇传记做了进一步的精选，共选出二十三篇，主要依据如下：（一）有兵书存世者，如吕尚、孙子、吴起、田穰苴、孙膑、李靖、戚继光、俞大猷等。（二）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者，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诸葛亮、岳飞等。卫青、霍去病原文篇幅极短，但因二人均为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将领，无论从功绩、影响力而言，都非其他将领可比，因此仍入选。

本集由三则文字组成：《鲁迅先生记》《在东京》《回忆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在上海过世。当时，作家萧红正在日本东京，延迟知道消息，震惊之余，悲痛不已。写《在东京》一文以哀悼。 之后，萧红回国，与夫人许广平时常会面，到家里叙旧，家中有一尊灰蓝色的花瓶，里面种着万年青，一冬不死。萧红每次去，花儿长青，只是花瓶由随处摆放，最终安置在先生遗像前。 战火起后，人们搬家离开北平，花瓶被放到了鲁迅先生墓地，因为人们南渡，墓地失去照顾，墓草都长得很高，埋没了花瓶，也遮盖了先生的瓷像。但是无论走去多远，过去都少年，逝去的人都会被记在心上。 集中最后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篇幅最长，讲述了萧红和鲁迅先生一家的点点滴滴，深挚的友谊，平实的记录，是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鲁迅先生，了解先生一家生活状态的一手珍贵资料。

中国近代史学家何炳松于1920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同名课程时编撰的讲义，该书以美国史学家鲁滨孙、比尔德的《欧洲史大纲》第二卷及《现代欧洲史》为蓝本，系统梳理近代欧洲历史发展脉络。全书时间跨度自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分七卷论述欧洲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型历程，涵盖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等重大事件，兼及俄罗斯与普鲁士崛起、殖民扩张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内容。通过政治变革与思想潮流的交织分析，构建以时序为轴、聚焦制度变迁的宏观框架，呈现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演变的全景图式。

原名《哈敦·温都苏努·额尔德尼·托卜赤》，简译作《宝贝史纲》。蒙古编年史。清康熙元年(1662)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乌审旗)蒙古族学者萨囊彻辰(萨冈彻辰)用蒙古文写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把家传抄本进献清高宗，次年奉敕译成满文，并由满文译成汉文，分八卷，名《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作者利用了《本义必用经》、《显异花蕾篇》、《阐释因果本原丹书》、《汗统记》、《发明诸贤心识之华萃》、《崇高至上转轮圣王敕修法门白史》、《古蒙古汗统大黄史》等七种蒙、藏文资料。内容以佛教的传播附会蒙古族的起源，历述元、明两代蒙古各汗的事迹，对达延汗及俺答汗的活动记叙尤详。也详述了西部蒙古的许多历史事件。作者曾亲历其中的一些事。书中虽有穿凿附会之处，史事和纪年也有错乱， 但仍不失为研究蒙古历史、文学和佛教史的重要著作。与 《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 合称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清译汉文本《蒙古源流》是满文译本的“重译”。其误译之多，致 使用注释的办法不能解决，所以重新再译之。本书中的“校注”部分参考了 王静安、沈曾植、张尔田诸先生之原注，修改了一部分，淘汰了一部分， 保留了一部分，新增加了一部分。

《曹汝霖回忆录》，是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是想洗刷五四运动中卖国贼的罪名。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因此这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也弥足珍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回忆录。梅兰芳著。原书分三集。第一、第二集由许姬传记录、许来源协助整理，第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第一、第二集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由平民出版社出版。第三集又分别于1961年、1962年和198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由该社合集再版。全书共50余万字。书前有梅兰芳像、梅氏所撰“前记”和许姬传的“编写说明”。本书记述梅兰芳自1950年以来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忆。内容丰富，记述了梅氏家世、学艺经过；早年排演《玉堂春》、《金山寺》、《穆柯寨》、《游园惊梦》等传统剧的情景；创演《邓霞姑》、《一缕麻》等时装新戏，探求京剧艺术革新的实践过程；创演《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古装戏时期的艺术创新；详述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贵妃醉酒》、《思凡》、《宇宙锋》等剧的表演艺术；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前先后3次到上海、5次到汉口演出及南北剧艺交流情况；30年代创演《抗金兵》以宣扬抗日爱国思想的经过；还介绍了梅氏曾生活过的富连成科班、双庆社、承华社等演出团体。书中述及程长庚、吴菱仙、谭鑫培、程继仙、萧长华、王凤卿、裘桂仙、姜妙香、齐如山、徐兰沅、陈彦衡等百余位前辈和同辈演员、剧作家、琴师的艺术成就，介绍了当时京、沪、汉、杭等地的演剧场所和剧坛风貌。书中有插页剧照多帧。书后有许姬传、朱家溍所写“后记”。

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奠基之作，系统揭示了 “以良民治良民” 的粮长制度如何在国家汲取与地方秩序的互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梳理了这一制度的渊源、运作、演变及社会影响，构建了理解明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框架。粮长制度的核心是 “民收民解”，即约以万石税粮为一区设立粮长，由田多、纳粮多且有威望的大户充任，总揽田赋的催征、经收、解运等职责，同时常兼劝农、掌乡政等事务，其设立初衷是减少胥吏与揽纳之弊，强化国家对基层的控制。粮长享有诸多特权，包括参与乡讼会审、赎罪、赴京受接见乃至授官等，这些优遇既体现了国家对其的倚重，也塑造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收录了《明代黄册考》《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等重要论文，延伸至赋役体系的整体研究，另附作者学术传略与研究综述，便于读者入门与进阶。无论是明清史、财政史、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还是对国家 — 社会互动议题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这部经典著作中获得深刻启发。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晚年创作的追忆性著作，以117位明末士人的生平事迹为载体，通过史传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现明清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黄宗羲早年经历家难、参与复社活动及抗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交友经历与历史认知。晚年隐居著述期间，在宁波证人书院讲学过程中形成系统化的史观体系。该书创作动机既包含对故友的追思，也隐含着通过人物书写保存故国记忆的深层诉求。该书既是对友人生平的真实记录，也承载着对忠义精神的表彰与历史反思，成为研究明遗民群体及浙东学派史学传统的重要文献。光绪年间经黄宗羲族孙整理校梓后，与《明夷待访录》等著作合刊传世。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于17世纪中后期创作的政论文集，共九篇。该作诞生于明清鼎革之际，针对郡县制僵化引发的中央集权过度、民生凋敝等问题，提出制度改良方案。全书以“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为核心主张，主张合并行政层级、强化县级自主权，推行县令世袭制以稳定地方治理。提出通过裁撤冗余监察机构、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简化行政审批等举措，在中央集权框架内注入封建制灵活成分。文中以赋税改革、吏治整顿为切入点，强调官员长期任职可调动“私利”养民，并通过考核指标规范地方治理效能，构建“厚民生”与“强国势”的平衡机制。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何炳松著。1933年商务书馆出版。该书所述之原理大多采自法国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其中除十一章增入“中国史学之发展”一节和部分章节名称稍加更动外，余多一本于原书，实际上是一部编译之作。全书凡四部分，标题如下：导言：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上编：社会史料研究法，共分十章：史料之理论，考订之原理，史料来历之考订，诠释之考订，诚伪及正确之考订，事实之利用，事实之编比，社会科学事实之编比，并时事实之编比，连续事实之编比。下编：社会史研究法，列有十章：历史之种类，社会史之现状，社会事实之编比，社会史之特殊困难，社会团体之决定，演化之研究，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社会史之系统，社会史与其他历史之连锁，单独事实及于社会事实之影响，集合事实及于社会生活之影响。最后是结论。鉴于本国通史撰写上的种种缺陷，作者写作此书，志在介绍西洋最新通史义例，以求引进这一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建立起来的义例，去破坏中国旧史学的撰写方法，而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体例和方法。著者特别推崇通史，认为通史著作是社会演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诸种成分的综合体，因此通史的著述一定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是史料有原始和孳生之别，必须加以考订，做一番严密整理。这一工作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明白意义三阶段，亦即来历、诠释、诚伪、正确之考订四步骤。这样鉴别史料之后，还必须经过断定事实，编比成文的综合过程，然后才能勒成专著，通贯为一部综合性的通史，从而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全貌和大势。

全书收录郑天挺1938年1月至1946年7月的西南联大时期日记，缺1941年5-12月等部分时段，记录内容涵盖联大建校至停办的全过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张纯一校注，该书以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汇编《晏子春秋》为基础，综合元刻本与清代孙星衍、卢文弨等学者校勘成果整理而成。全书分为八卷，收录《谏上》《谏下》等篇章，系统呈现晏子劝谏齐景公治国、恤民及克己修德的事迹。校注以文字训诂为核心，吸收银雀山竹简等新出文献，逐字审校并疏通文义，兼顾思想阐释与版本考订。附录含校注者张纯一生平简介，详细记载其近代诸子学与佛学研究经历，为该书奠定学术基础。该书延续中华书局古籍整理传统，被纳入《新编诸子集成》体系，成为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参考。

全书以作者八十载人生历程为主线，分章节记述其早年求学、海外深造、多校任教及复旦大学执教经历。作品突破传统自传书写范式，通过个人视角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内容涵盖教育理念、学术研究及传记文学理论探索，体现作者作为现代传记文学奠基人的创作特点。

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品按时间顺序分为十五章节，详述淞沪会战率旅坚守阵地、利用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身份向中共传递国民党军事部署等经历，包含淮海战役中提供《徐蚌会战蒋方部署》、孟良崮战役前传递整编七十四师动向等关键情报细节。附录收录抗战时期国军战斗序列表及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摘录，披露蒋军决策层内部运作机制。书中还记录了1949年作者任国民党兵团司令时发动宜宾起义、瓦解蒋介石西南防线的过程。

陶菊隐著，194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全书204页。全书以纪实笔法梳理北洋军阀吴佩孚从落魄秀才晋升为直系军事领袖的历程，通过直皖战争、驱逐张作霖与段祺瑞等事件，剖析其军事策略与政治抉择，兼述其“不纳妾、不积财、不出洋”原则及拒绝投日的立场。作品依托民国初期军政史料，结合作者视角还原军阀混战格局，呈现人物多重面向与时代复杂性。著者编著本书时采取极客观态度，是则是，非则非，对吴的错误不加掩饰，所写的是真实的吴传，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奉敕撰，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完成。全书共十卷，以索伦语正《辽史》中契丹语音译借词的音韵。内容分为七门，依次为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宫卫附以军名、部族附以属国、地理、职官、人名、名物。正文首行列满文词语，其下标汉文三合切音字，次行列汉文译词，其下列汉文注解，主要解说词语的来源、词义以及在《辽史》中所出现的卷次及不同转写法等。收入《四库全书》。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中元史语解部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高宗敕撰。24卷。分帝名(附后妃皇子公主)、宫卫(附军名)、部族(附国名)、地理、职官、人名、物名七门。号称“以蒙古语正《元史》”，每一专名标注蒙古文及音义。所谓“语解”，多出臆测，了无实据，人名据满洲八旗姓氏对比，尤为荒诞。乾隆四十六年版《元史》中译名，即按此原则加以改动，使原书失其本来面目。

中国现代报人徐铸成撰，该书系作者晚年传记作品之一，初版于1986年，记录与张季鸾共事经历及《大公报》发展历程。全书以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期间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为主线，展现其以文人议政理想推动报社成为舆论重镇的过程。通过考辨史料，回应"小骂大帮忙"争议，记述其两度入狱仍坚守报业的气节，并旁及吴鼎昌、胡政之等报人群像，穿插文坛掌故与报界秘辛。书中收录周恩来对张季鸾"优哉游哉"的评价，兼具报业史与人物传记双重特质。

中国记者徐铸成撰写的自传体著作，该书初稿《八十自述——自编年谱》创作于1985至1987年，1998年初版后经校订恢复原稿内容，并参考台湾繁体版完成最终修订。全书以编年体形式记述作者1907至1987年间的人生经历，重点呈现其新闻职业生涯，包括主持《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经历。回忆录援引作者日记等原始资料，记载其参与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的过程，涉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政界人物的交往。书中包含《“阳谋”亲历记》《死的解放》等附录，并设立“民主报人”专章记录1949至1957年经历。徐铸成自述秉持“事无不可对人言”原则写作，结构上侧重1949年新旧交替时期记述，解放后经历则以简笔呈现。全书通过记者视角留存现代史片段，体现“不私、不盲、不卖、不党”的新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