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创造了奇迹
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在文化建设上的确有极惊人的表现。横亘万里的长城，贯穿南北的运河，这种伟大的建设是至今犹博得人们的赞叹的。但这一切是谁的功劳呢？不能否认的是，这是千百万农民拿他们的劳力、血汗以至他们的生命做代价而创造出来的。封建社会中繁华的城市，富丽的宫廷，离开了农民也都归于乌有。农民不但在物质文化上有功，就是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有其贡献。虽然他们所直接产生的艺术是比较粗糙的，但是被士大夫拿去加了工，就成了乐府、诗、词、曲、小说种种在形式上很精致的东西。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之所以能在历史上不断地日新月异，也不能不归功于农民的丰富的创造能力。而且倘没有千百万农民在下面担负着社会生产的任务，上层社会哪里有余裕来从事思想和艺术的活动？那些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也像牛马一样地劳作着的农民，虽然常常无名无姓，默默无声，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切在历史上的辉煌的事物。
但农民在历史上老是默默无声的么？不。在两千年中，那沉默曾经无数次地被巨大的震动所打断。这些震动从农民中发出，像急风暴雨一样地扫荡一切，逼迫得任何历史书都不得不记录下这种声音，留下他们的姓名。假如千百万农民在沉默无声时，就像那凝重的大地一样，那么专制王朝就是建筑在这地基上的高大建筑物。看起来这建筑物是站在何等稳固可靠的基础上啊，然而大地下面也会发生撼动，高大的建筑物应声而倒！—推翻皇帝的宝座，夺下百官的朝笏，剥掉了一切王孙公子的华服。谁能想象得到，在这沉默的大地下面蕴藏着这样巨大的力量！
每一个专制王朝都是寄生在农民的身上的，可是也几乎每一个专制王朝都是被农民的力量摧毁的。
秦朝，这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王朝，就是被农民摧毁的。秦始皇禁止人民藏武器，但是一群被征发了去戍边的农民在中途造反了，他们的领袖陈胜、吴广，一呼百应，就使得天下大乱，暴秦覆灭。
到了汉朝，王莽虽是安然夺得了西汉刘家的天下，但是禁受不了大地下面的撼动，在短促的时期中就被农民推倒了。当时，有号称“绿林”、“赤眉”、“铜马”的许多起义队伍。其中樊崇等人领导着的赤眉，还拥出了自己的皇帝，在长安城里做了一年多的主人。东汉最后固然是亡于军阀的割据僭位，但是给它以致命伤的也正是称为黄巾的农民叛乱。赤眉和黄巾这先后两次大规模的农民叛乱所拥有的基本队伍都在二三十万以上。为了镇压黄巾，东汉政府动员了许多地方武力和外族兵力，因此就加速了自己的分裂崩溃。
这以后，统一全国的专制王朝就是隋唐，他们的遭遇也是一样。在隋朝，农民不仅给那会享乐的炀帝筑成了一条运河，使他能到江南去寻欢，而且也给他筑成了坟墓，把他推向死亡。到了唐朝，虽然军阀安禄山、史思明的内乱已经结束了唐朝最兴隆的时期，但唐政权还能够支持，等到农民领袖王仙芝、黄巢起来造反的时候，可就把大唐天下弄得土崩瓦解了。
唐代的这次农民叛乱，在规模上是空前的，一共继续了十年（874~883年）。先是以王仙芝为首的三十万农民纵横在山东、湖北、安徽各地。王仙芝死了，黄巢又代之而起。他更往南发展到广东、福建，再转身北上，广州、长沙、武昌都曾被他占领，最后竟一直经洛阳而攻入首都长安。在长安城里，黄巢这一个农民队伍中出来的人，尝了两年多做“天子”的滋味。唐朝虽然终于把这次叛乱扑灭了，但是创巨痛深，自此而后，唐政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宋朝是唯一的一个朝代，不是在农民的力量下崩溃下去的，但在那时也并不是没有较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的事。像在北宋末年江南的方腊，在南北宋之交洞庭湖上的杨幺，其实都并不像旧小说所说的是普通的土匪。因为在宋代，外族侵凌十分急迫，所以农民起义的刀锋常常指向外敌，特别是在黄河以北被女真（金）侵占的区域，农民反异族统治者的斗争十分炽烈。这种斗争到了元朝更是大大地展开了。蒙古人的元朝一百年的统治，是和各地农民的叛乱共始终的。在最后十年中，分散的农民起义渐渐地集合起来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军”占领了陕西、山东、河南，和元朝的北京政府对立着。明太祖朱元璋本来也是属于这农民队伍的。
朱元璋虽从农民造反的队伍中起来，但他所建立的明朝政权仍和别的朝代一样，是寄托在农民血汗上的。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农民的叛乱自然还是不可避免。到了明末，又爆发了一次异常宏大的农民战争。这战争开始于陕西，发展到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甘肃，他们的领袖是李自成、张献忠。明朝称之为“流贼”，但明朝在“流贼”面前终于一筹莫展。从开始发动，一直到颠覆了北京的明政权，一共有十六年（1618~1644年）。
清朝政权是对于起义的农民残酷地进行镇压而建立起来的。在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之下，清代终于爆发了一次无论从力量、规模、成就、历史影响任何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农民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着农民在1850年起义于广西，第二年就建立太平天国年号。由广西过湖南而占武昌，沿江东下，1853年攻下南京，定为国都。一直维持到1864年，南京才被清兵攻陷而亡。在这十多年中，南京的农民政府和北京的满清政府对立着，这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且太平天国还从农民的立场上，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创立了自己的政策、法令、制度，这也是过去任何一次农民叛乱所比不上的。在太平天国以前的几十年中，已经到处发生农民的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起义的风波也没有完全停止，也有规模较大的，不过都不像太平天国那样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建立较稳固的政权。清朝统治虽然还继存了四十多年，到“辛亥革命”才被推翻，但太平天国的斗争已经把它的统治的基础掘松了。
以上所举的只是在这二千多年中，规模最大，而且对于当时的专制政权的瓦解崩溃起了直接影响的若干次农民战争。封建时代的农民，感受到沉重的生活苦难，在各地零碎地发生叛乱行为，还不足为奇；但他们竟能积聚成这样庞大的力量，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来，却似乎简直可以说是奇迹。
我们已经谈过，封建时代的农民，过着个体劳动的生活，习惯于散漫的农村环境，所以他们很难有坚强的组织力。要团结成巨大的集体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种生活又养成了他们“安土重迁”、容忍保守的性格，要他们离乡背井，抛弃他们所耕作的土地，去干不可预测的冒险事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他们起义的时候，就武装实力而言，自然比不上专制统治者的久经训练的军队。所以在和平时期，专制统治者在农村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群忍苦耐劳、无知无识的两足兽，到了农村中开始有些风波时，统治者也以为这不过是一群愚民，不知利害，铤而走险罢了。但是就从这看来“无害”的大地下面，竟然形成了撼动一切的伟力，这究竟是由于什么缘故呢？
二、奇迹是如何造成的
是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最能忍苦耐劳的。经常的过度的生活压迫使农民养成了适应最低劣的生活水准的能力。但无论怎样能忍耐，到了根本没有可以吃饱的东西给他们吃的时候，到了简直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无法忍耐了。苛重的赋敛剥夺了农民所有的一切，不断的水旱灾更使农村荡然一空，于是一次大饥荒的发生，甚至弄到“人相食”的地步，就成为促成农民战争的导火线了（如在王莽时，在明末）。
是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最不愿意轻易离开土地的，但到了土地不能供给他们最低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也无法依恋土地了。加以富豪的兼并使他们失掉了耕地，无尽的差役又硬把他们拉开了耕地。秦代的农民起义由被征远戍的农民中发动，元代的农民战争由强征去修黄河的十万民夫中发动，他们既已被迫离开土地，就是被迫离开他们的生存基础。
那表现为那样巨大力量的地下撼动，就是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生活资料、更被剥夺了谋生的物质基础的农民，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时候，所激荡起来的。因为封建时代的农民的忍耐保守性极高，所以不到饥饿死亡线上的时候，是很难一呼百应、千万成群、形成集体的行为的。在这二千年中，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农村叛乱，这正是表现着，封建专制统治是经常把农民压在饥饿死亡线上的。
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农民完全没有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官府绝不会理睬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和生活的苦难而申诉，以求得纵然只是一丝一毫的改进。只要他们一有什么不满和抗议的表示时，立刻被官府朝廷看做不安本分的暴民。在这种情形下，农民惟有一直忍受下去，走向死亡，如果要作什么抗议，就只好采取非法的行动。所以封建时代的农民的反抗，总是一开始就是武装斗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总是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平时是忍辱负重的“好百姓”，一声号召下，就拿起一切可能拿到的武器，不顾利害地顽强斗争，这看起来虽似乎很可怪，但其实正是封建专制统治下必然造成的现象。
像明末的李自成，他在起义中，向农民号召说：“迎闯王，不纳粮。”（闯王是李自成的称号。）这样简单的口号就能使所过的乡村中，到处沸腾起来，正是赤裸裸地表现着这是直接的生活斗争。而这一来，他们就和一切地主、富户、官府、专制统治者对立起来了。
假如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限制于对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的不满，要“劫富济贫”，向富有者分财泄愤，那便是所谓盗匪。假如更进一步，意识到和官府、专制统治者的对立，以推翻专制王朝，扫荡封建秩序为目的，那就成为公开的“造反”了。像宋代的方腊，他向起义的人民说：“现在朝廷中，君臣们除了声色享受，建筑祈祷，甲兵花石种种浪费以外，每年还向西夏、北辽两国纳银绢各百万。这些都是我们人民的膏血。受苦的是我们百姓，一年到头劳动，求一顿饱饭也不可得。这样的朝廷，你们还能容忍么？”这话就是把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
在消极方面，他们要破坏既存的封建秩序；在积极方面，他们要建立什么呢？固然时代的限制使他们绝不能设想到现代的民主政治，但这些农民也确是在那黑暗的时代，运用着他们自己的经验、智力和想象力，摸索追求着，企盼和旧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东西。
像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已明白宣布反抗异族统治的目的。并且规定一切人相互之间都以兄弟姊妹称呼，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关系。在他们所颁布的各种制度中，最可注意的是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说：“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又不仅企图实现土地共有，而且企图使一切财产都归公有，废除了私有制度。—固然在太平天国建国期间，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理想，在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能够提出这种社会理想，并且也有部分地做到，所以才激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热情，奋不顾身，一往直前，作了十多年的苦斗。
在别的时期的农民战争中，也有类似情形，不过规模都不如太平天国，加以史料残缺，留传下来的事迹更不周详。举一个最早的例，如在西汉末年的赤眉。据史籍所载，当时樊崇等人在大饥荒中起义，很快就集合了数万人，订下规约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偿。”但他们并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命，只是“以言辞为约束”。其中的领袖只是借用汉朝地方小吏的称呼，叫做“三老”、“从事”、“卒史”，而一切人都相互称为“巨人”。—这虽然是极简略的记载，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朴素的理想。
这种农民的理想，固然是带着空想的色彩，但确是从农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受尽现实生活的苦难的农民，这确是美丽的理想，是值得为之献身，虽粉身碎骨而不辞的。
所以农民战争并不是乌合之众，焚烧掳掠，毫无纪律。固然在农民战争发展中，特别到了接近失败的期间，不免有这种弱点表现出来，但是整个地看起来，因为他们是激于生活的苦难而起，抱着向压迫者复仇抗争的意念，又憧憬着一种理想社会的远景，所以像汉的赤眉，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清的太平天国都常常能保持严明纪律，尤其在他们起义的初期，一切按照他们自己规定的办法，并不是人人胡作乱为，比起专制统治者的雇佣军队来，其实还好得多。否则农民战争绝不可能发展而持久的。
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迷信做愚民的工具，而农民，因为一般地在生活思想上落后，也常不得不利用宗教迷信做反抗的工具。在封建时代中国农村中，向来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可说是属于道教的系统，但其形式随时随地有不同。东汉时的“天师道”（黄巾）或者可算是鼻祖。也有源于佛教加以改造而与土生的道教相糅合的，如元代和清代的“弥勒教”“白莲教”。农民又常易接受从外国来的宗教，因为外来的新的宗教更可自由地加入反抗现实的内容。佛教本也是外来的，至于太平天国更是直接接受欧洲的耶稣教义而创立了“上帝教”。南宋方腊是“魔教”教主，元末农民战争中“明教”有很大势力。魔教、明教都源于在唐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摩尼教，其中杂有佛教的成分，也有基督教的成分。
宗教迷信在农民战争中起了鼓励和组织的作用，神秘的预言加强了农民起义的信心，教徒的联系是农民平时互助互济的组织，也是发动集体行动的基础。许多次农民战争中的领袖在起义之前都已作过十多年的宗教活动，再加上符咒神灵之说，更使农民们增加了战斗勇气。最可注意的是农民自己的理想常常就借宗教的外衣而散播，自由平等的朦胧观念多半借宗教的言语和组织而表现出来。如弥勒教徒、明教徒都相信宇宙间有明暗二势力，到了明战胜暗的时候，世界就成为光明极乐、自由幸福的了。这种宗教思想是很容易转化为现实斗争的，所以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创言天下就要大乱，弥勒佛要降生，明王要出世，就使千万农民心中沸腾起来了。宗教迷信固然表现着农民的落后，但我们也可以透过宗教的外衣而去看到农民战争的实质。
由于以上所说种种因素，千千万万散漫的农民，在一朝间组成庞大队伍，发动了群众性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战略战术。他们在武器和训练上虽不如所遇到的敌人，但是他们能够灵活机警地行动，勇敢果断地出击，能够随时随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能够作长时期的长距离的运动战，因此那种内部腐败、脱离人民的统治者的雇佣军队常在他们面前失败。最显著的是，太平天国的有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简直可说是天才的战略家。农家子弟石达开，二十多岁时即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建立了赫赫战功。李秀成出身于贫农家庭，太平天国起义时，只是一个小兵，但在太平天国的后半期，他已是指挥全局的大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才干是连敌对方面的将领如曾国藩都深致钦佩的。这其实不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天才，而也是在农民的群众性的战争中出现的一种“奇迹”。
三、走向城市的失败
但是在封建时代，农民在战争中不管有多大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总不免于失败。纵然他们推翻了一个代表地主势力的专制王朝，但他们并不能建立他们所理想的、合于农民利益的社会秩序。地主势力又以另一个专制统治者为代表而起来了。汹涌澎湃的农民声音重新被压到了大地的下面。
为什么在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逃不了失败的命运呢？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中，从成功走向失败，其间的转换常常以进入大城市、获得在城市中的权力为关键。
譬如最早的赤眉，起义以后，聚众数十万，七年间转战各地，终于攻进长安。在长安城里住了一年多，不能建立安定的秩序，在把那一带地方的粮食吃完以后，被迫退出了。离开长安时还有二十多万人，却被后汉光武帝的军队一战而击渍。绿林、赤眉、铜马这些农民起义都成了光武帝登极的基石。
唐代和明代的农民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黄巢在五年间纵横南北，几乎是所向无敌，声势赫赫地攻入长安，但在长安住了两年多，终于被四方云集的唐朝军队所逐出；又过了一年，他的力量全部被扑灭。李自成以急风暴雨般的力量夺取了北京，很快地被明朝和满人的联合力量赶跑。虽然在离开北京后，没有全部瓦解，但李白成本人战死，余众回到农村，重新积聚力量，开始新的斗争，声势也远不如前了。
由这些事例中可看出，农民在获得了中心城市时，便是达到了成功的极峰，同时也是转向失败的发端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虽然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建都立国，历时最久，但是既得南京以后，就开始有安于既成局面的趋势，军事发展常受挫折，远不像定都南京以前的三年中那样战无不胜了。更严重的是太平天国领袖中骄矜自满，生活腐化，不能团结的现象也开始萌长，终在南京城内爆发了严重的内讧。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就走向下坡路，李秀成等优秀人物的艰苦努力也挽救不了整个的颓势，不得不同趋于崩溃。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民占领了中心大城市后，往往使他的敌对力量方面发生了变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农民本身的弱点，在过着城市生活的时候，更大地发展了。
封建专制的统治虽然形式上统一，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许多矛盾的。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对于农民战争，自然是有利的条件。农民队伍万里奔走，一刻不停，在广大地区内进行运动战，正是充分利用了在统治者中各地方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力量与中央力量之间的矛盾。譬如，黄巢的部队到了湖北江陵时，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败了一仗，黄巢立刻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跟踪穷追，巨容不肯，说：“国家多负人，在危难时虽不吝赏，事平却又加罪。不如让贼留下，以后还有好处。”这样，当然使农民队伍易于发展了。但是一到农民入据中心大城市后，情形就不同了。像是一声警钟一样，警醒了一切地主统治者，使他们看到，这原来不是捣点小乱的草寇，而是一个可怕的大敌。于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一时减低下去，协力对付农民。胜利的农民定居在中心区域内，便成为一个集中的目标，不得不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击了。在太平天国史中，这情形尤其明显。汉族的地主，特别是中小地主，和清朝统治者之间本是多少还存在着利害冲突的。但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震动全国时，在曾国藩的号召下，中小地主也都参加了反太平天国的斗争，帮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忙。要不然的话，单靠清朝的常备军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的。固然，在这情形下，统治者内部矛盾也不过是一时减低。他们纷纷起来出力打农民，还包含着争权夺利的企图。所以农民战争被扑灭以后，统治者内部的纷争反而更增强了，但是农民毕竟已在这中间吃了大亏。
有时，统治者虽然集中了一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农民，却还不能取胜，那怎么办呢？这时他们往往不惜勾引异族的力量，甚至本为强敌，也可以携手合作。如唐朝请了沙陀兵进攻黄巢，明朝邀请满洲兵入关来“收复”北京，清朝扑灭太平天国，也还运用了上海洋人所组织的“常胜军”。
所以，在农民占领大城市后，敌对力量是增强了。但同盟力量却并不能有什么增加。在封建时代的城市中，农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并不能给农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产、久在城市里混的流浪汉，这些人已养成很坏的习性，他们不仅不足以增强农民力量，反会发生消极破坏的作用。
何况农民本身还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锻炼。当他们到处流动作战时，只提出几个直接的生活斗争的口号，加上理想社会的朦胧的向往，固然已能使饥饿的农民风起云涌的响应，但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带着空想的色彩，究竟还是弱点。一到了城市中，应付比农村复杂得多的城市环境，那就不是从贫弱的土地上出来的农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来，建立新的政权，就必须为了解决一切问题，而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实际施行的办法。农民要求理想实现，旧的势力（地主、商人等）在尽力阻挠。这时，几句简单的口号是不够用了，空洞的社会理想也和实际格格不相入。但是除此以外，农民们实在拿不出别的来，只好抄袭专制统治者的若干成规，加以一些改变，糅合到自己的生活斗争口号和社会理想上去。这样，自然在政治上站不稳的。太平天国算是做得最有成绩的，但是在他的制度规章中也保留着不少专制统治者的坏遗产。
城市对于质朴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烂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封建统治者积累了四方农村中来的贡赋，造成了奢靡豪华的城市生活。农民们从贫穷的农村中一闯进城市，不免目眩神迷。他们感到自己是支配这一切的主人，就很容易发生志得意满、尽情享受的情绪。所以农民战争停留在农村中，虽常能保持内部的纪律，但是一到了城市，组织松懈、意志涣散的弱点就发展起来，暴露在他们的行动中了。农民中的领袖们也难免受到影响，太平天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洪秀全的确是从苦斗中成功的人，但在南京城中，其行为竟然渐渐地重蹈以前历代亡国统治者的覆辙：不能任贤使能，专一引用戚属；妄信天命，以为天必佑我，对敌人来攻毫不戒备。前后竟像是两个人，也正是在城市中享受权力的结果。他的相信天意，倒不只是由于迷信，而是顺利的成功养成了自骄自满的缘故。
加上城市带了一批流浪汉到农民队伍中来.又加上有些没骨头的官僚，专一趋炎附势的士大夫，一看见农民得了大权，也双膝跪下，表示拥戴，他们其实是阴谋利用农民战争来图自己的利益。这些分子的加入，更加速了农民队伍内部的瓦解溃散。
而且在军事上，农民一取得了中心城市，便要为保卫某一城、某一地区而作战，不能像过去那样无顾忌地采用灵活运动的战略。于是渐渐地转成了被动的地位，不能不被迫在劣势条件下应战了。尤其到了危急之时，舍不得丢开既得的城市，更成了致命伤。太平天国灭亡以前，李秀成已看出军事上的危机，主张主力退出南京，另谋发展，但洪秀全不听，结果南京失陷，太平天国也就亡了。
农村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城市还是统治者的巢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城市中去，农民战争得不到决定性的胜利。但城市对于农民却像是《西游记》中陷害好人的妖山魔洞一样。所以在农民战争中，常有对于城市彻底进行破坏的。像和李自成同时起义的张献忠，在四川就这样做过，遇见城市，杀光烧光。这是乡村对于城市的报复，也是因为农民害怕城市：自己既无法管理城市，也阻止不了城市对自己的坏影响。这多半是在农民战争已近于失败时的泄愤行为。把城市破坏了，老是在各处乡村中流动，也终不免于力量涣散而失败。
饥饿的农民从农村中起来，遇到城市而失败，这在中国封建时代，几乎成了农民战争中的一条规律。城市平时寄生在农村上面，吮吸着农民的血髓，而在农民起义以后，又偷偷地腐烂了他们的战斗的灵魂！
四、农民战争的意义
就这样，农民起来了，又倒下去了。大地在一度激烈的撼动之后又归于寂静。在这大地上重建起一个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殿堂。从农民战争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还是地主统治者。
汉朝的政权，无论是前汉的刘邦（汉高祖），后汉的刘秀（光武帝），都是偷了农民战争的果实而得到的。刘邦起先利用农民反秦的力量，但本身所代表的却是地主的利益，刘秀则是一开始就和农民对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又是另一种情形。朱元璋本是贫农出身，还做过小和尚，流亡各地，参加了当时反对元朝的农民“红军”。他从“红军”中的一个小兵，渐渐爬上去，有了独当一面的权力，但还没有立刻脱离“红军”的系统，所以起先地主士大夫都不愿和他合作。后来朱元璋竭力拉拢地主士大夫，他们也就团结到他的周围，使他的政策和做法发生变动，使他从一个农民的领袖变成了地主的皇帝。最后朱元璋果然成功了，但成功的已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反元的农民“红军”，有的已被元朝消灭，有的则被朱元璋吞灭。
太平天国的结果表现为另一种情形。有些史书上说：因为清朝依靠汉臣新编军队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所以事平以后，清朝不得不重用汉臣，实际政权渐归汉人。这说法虽似乎是根据事实而发，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一部分汉族地主，本来还受清朝政府的歧视，但这回出死力帮了大忙，所以就能较多地分享到一部分政权。农民的血肉成为这批地主获得较高权力的垫脚石。
这种种情形虽然各个不同，但都是地主从农民战争中收取了利益。农民自己得到什么呢？他们在起义的烽火高炽的时候，固然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但到了失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更多的血来偿付了。
封建时代的战争本是十分惨酷的，对于叛乱农民杀戮之惨，更不待说。千万农民是在快到饿死的时候才叛乱起来的，也只有到千万农民的尸骸躺在血泊中的时候，叛乱才会平息。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又被迫着在新的统治者下面，照老样地生活下去，继续忍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失望中期待，酿酿着下一次的叛乱。
那么，由此看来，农民战争只是无目的的破坏和旧秩序的回归的循环过程么？—那也不然，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然总是逃不了悲剧的命运，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悲剧。
长期的封建时代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间也有一步步的进展。每一个专制朝代，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相同，但又各有着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这些来管理社会，也造成一个短期间的繁荣景象。但客观形势向前发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发生破绽、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适应，而专制统治者仍旧仗着他顽强的统治力固守着旧有的一套。这时候，社会的进展就走到了绝路。农民战争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农民是抱着他们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来的，但客观地看去，他们的行动的作用是扫荡了腐败的旧政权，也就使封建社会的继续前进成为可能。没有农民战争，我们就难以想象封建社会何以能在这长期中一步步不断前进。有人拿历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当作封建时代中分期的界线，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反复发生，又正是尖锐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专制统治者绝对解决不了这问题。既解决不了这问题，就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农民虽拿起武器，作生死的斗争，但也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把这问题提出得更加尖锐，也就促使解决这问题的时机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尤其在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中，更显出了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蒙古人一百年的统治，满洲人三百年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当时的农民受到了最大的灾难，而也只有农民敢于起来做反抗的先锋。这两代农民战争都曾把反对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提出来作为鲜明的政纲，结果他们也的确是成功了。假如没有千万农民奋不顾身地起来，那在异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还不知要长到多久！
拿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来看，最可看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太平天国是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假如从来的人都把农民战争着做是毫无意义的草寇，那么孙中山先生就是第一个打破这传统看法的人。他看出，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正是对于专制政体的反抗行为，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他尤其再三强调。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国战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指出在满清统治下“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只有农民孤独地起来发动革命，不得不失败。在民国十二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山先生也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评了太平天国不能实行民主，还是称帝称王，以致闹成内讧，“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国当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他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他以为这种制度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的（见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
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就能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作了公正的评价。自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已是远超过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中山先生既能看出农民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把农民动员组织起来，而要通过革命的过程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认真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耕种的土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能够看出这一点，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