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既有尧位让给舜，舜位让给禹的传说，后世听见他们不把后事托付自己的子孙而交给当时的贤辅，以为这是“传贤之局”，是“公天下”的精神。［传贤说与传子说］又听见禹死后不把位子传给贤辅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启，竟成世袭的制度，以为这是“传子之局”，是“家天下”的私心。最后又听见启后过了三四百年，传了十六七代，有一个商汤出来，把他的不肖子孙履癸（桀）撵了，接代他的君位，也照样世传下去，以为这是以征诛代禅让，开后来杀伐之端。其实传贤传子都是时势催逼出来的局面，在当时身历其境的人或许倒初无容心的。我们且看禹子启的初政和太康、少康的故事，便可寻出时势使然的道理来。
原来启的得位，确由当时一般人的拥戴，并非明定世袭之制。所以他的儿子太康并没十分失德[1]，已给手下的有穷氏拒绝，不得返国，那有穷氏便被称做后羿了。可见那时的君主，只要不惬人心，比较好一点的人便可取彼而代。不然，照后世的眼光看来，有穷氏分明是抗违天子的罪人，为什么事他为后[2]呢？太康覆国，不就是世袭制度根本取消的明验么！不幸羿、浞[3]相承，更比夏君不如，夏裔少康又恰巧负有大志，能自振拔，于是人心思夏，最后的君位竟挨到他的名下了。［世袭制度的确立］后世盛称少康中兴，光复旧业，其实正是世袭制度奠基下石的证据。当时经了这样的几次反覆，到底还是夏朝的天下，先民的简单心理或者以为禹的功德在民，子孙应当食报，所以如此。从此一意推崇，便成了坚不可破的世袭制度了[4]。
惟其如此，所以后来直到履癸失国，后继的商汤出来宣布他的罪状，［夏商的交替］好像他的过误责任不要自己担负，而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明明是说子孙的得位基于祖德，祖德衰了，便不能不让新兴有德的人么！祖宗的功德足以包庇子孙，那么子孙的崇先之念便也油然而生了。商汤以杀伐得国，废夏社以建商社，又另开一个系统，当然他的子孙要奉为元祖，虽死去了也得视为“在天之灵”呢。
那时不但君位世及，百官庶职也多世守其业，所以报本敬祖的观念为一般人所同具。于是尊尚人鬼，一切卜听于祖了。［商代的神权的政治］
商朝时候的祭祀，还没天神地祇等分别，配享上帝，仍寄托于尊祖；如在祖宗之外别认一个上帝，直要到汉初糅合了战国神仙方士等等的造作，才得演化成立。
因此，商朝的政治直是“神权政治”，凡畋猎、出师，推而至于一切兴革，没有不祷祖占卜以决从违，百姓也因卜吉可行而中心悦服。如太戊用巫咸——公元前一六二七年——重译来朝的有七十六国；祖乙用巫贤——公元前一五二三年——诸侯宾服；武丁梦见傅说——约公元前一三二〇年顷——便图形访求，立为辅相，于是蛮夷来朝，氐、羌宾服。这不是神权施政的征验么！若就殷墟发见的甲骨文字看，考释出来的，多半是占卜的繇辞，更可取证商朝尚鬼听神的情状。听命占繇，本是初民的遗风，不过至商而特盛，遂致成为一朝政治的中心罢了。
后母戊大方鼎
《尚书·洪范》所说的，当然是商代的遗风，那么其时的占繇竟实实在在地占有具体的势力了。如“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可见当时龟筮虽不能开口，居然与天子卿士并举，占得一票议决权了。又如“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更可见卿士庶民虽都反对，只要龟筮赞成，天子便可专断。又如“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又可见天子卿士虽都反对，只要龟筮赞成，庶民也可强天子放弃他的主张。在当时决非君民真能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过神权在那里作祟。
例如汤的征葛，说他“不祀”，试想祀事失虔，充其量不过他一人的责任，何致惊动邻国，便据为口实，兴师前来灭他呢！
葛是商的邻国。相传葛伯不祀，汤送牛羊给他，又差自己的部众代他耕作，希望他修祀。岂知他仍旧不祀，且把派去送饭的童子杀了。于是汤乃用兵征服，并有其地。
又如商末受辛（纣）肆虐，周武王起兵东伐——公元前一一二二年——那么声罪致讨好了，又何必数说他“遗厥先宗庙弗祀”“荒怠弗敬，自绝于天”呢！可见神权的作用，沿到后来竟益发认真了。
商代的迷信神权，直是中国的原始宗教。后来周人代商，神权的势力更有作用，那时所遗留的铜器和玉器，差不多全是宗教的祭器和葬器。更试看《诗经》里周人的纪事诗，如《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荡》诸篇，都说周人是上帝特别优待的，他们受的是天命，行的是天意。及至春秋时代，还有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仍可看出古代宗教的遗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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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称太康的不是，只有“畋于洛表，十旬弗反”而已。
[2]后即君，在古代不当作后妃解。
[3]浞是寒浞，继羿之后当国的一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