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开国以后，凡传十六世，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四祀[1]。［商朝的末路］末了一个亡国之君便是受辛。受辛暴虐聚敛，同夏履癸的行事竟后先一辙。虽后人听见桀、纣并称，不免起了几分揣测，或许把二人的行事造作得一样，但他们的怨毒中人，引起当时野心诸侯的借口却自有其故，至少他们得罪一般百姓的地方总有点相同的。
桀、纣同恶的故事，就各家所述的荒淫一端可以表举如下：
桀 纣
作倾宫；饰瑶台。（《竹书》《列女传》） 作琼室。（《文选注》引《六韬》）立玉门。（《竹书》）
为酒池、肉山、脯林、糟堤、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羁其头而饮之池，醉而溺死。（《韩诗外传》《列女传》） 为酒池，肉圃（《淮南子·本经训》《史记》作肉林），糟邱，牛饮者三千人。（《论衡》）以绳羁人头牵诣池，醉而溺死。（《帝王世纪》）
为夜宫于深谷，男女杂处。（《博物志》） 为长夜饮（《韩非子·说林》），男女裸相逐。（《史记》《论衡》）
纵靡靡之乐。（《韩诗外传》） 作靡靡之乐。（《淮南子·本经训》）
综观此表，比附装点之迹甚显，所以宋人罗泌作《路史》便说“书传所记桀、纣之事多出模仿”了。
周武王的起兵革命，正走着汤的老路，所以后世谈革命的以汤、武并称。
周武王既凭借先世传下的岐、丰故业，早在西方一带取得领袖的资格了。［周武王的伐纣开周］刚巧碰到商王受辛自己市怨的机会，他便在孟津会集了素通声气的八百诸侯，渡河进攻朝歌。在牧野地方把商兵杀败，受辛便自己放火烧死。周武王一面把前朝聚敛下来的财物散给当地的百姓，买个新朝爱民除暴的美名，一面定都镐京，便做了开周的天子了。
周是后稷[2]的后裔。后稷初居于邰，后传至古公亶父，因避狄患，迁居于岐，遂改号为周，日渐强大。及武王的父亲文王时，商势日绌，周势日旺，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遂作邑于丰，竟隐然与商朝相抗了。所以后来武王袭位，东伐商纣，便得一举成功，代商开周。
开周第一件大事，便是处置那些分据散处的部落。［封建制度的成立］——就是后世侈言的“封建制度”。原来夏、商以来的所谓诸侯，都是古代自然发生的部落，他们的存在即非天子所建，天子自也不能无故地废去他们。于是周初列爵分土[3]，只索明定一个办法，表示政由己出，所有锡土分茅的荣典，都是天子亲亲奖功的恩赏。我们只看当时的封建，便可明白周初的开国方略了。《史记》曾说“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其实只是旧部落罢了。后来“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于是新建之国有好几十，而同姓子弟却居十之七八了。实际上旧有的部落又多为新建国的附庸，间接隶属于天子。当是原有相互监督，相互维系的用意，所以参伍错综，似乎配置得远近咸宜，大小有则。
周武王代商，封纣子武庚于殷，仍存其先祀，另又封自己的弟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处于霍，来监视他，叫做三监。武王死后，周公当国，管叔、蔡叔颇致不满，乃奉武庚反周。后来周公东征，杀武庚，诛鲜，囚度，降处为庶人。这就是后世盛称的“大义灭亲”。当时管、蔡二叔最著，所以说“二叔之不咸”。咸训同，不咸便是不顺从的意义。
周朝代商，承着神权政治的余波，影响到人鬼之祀的日见加重，报本尊祖的观念乃愈结而愈深。［封建制度与家族主义的关联］他的开国方略既侧注于广封宗亲，于是家族主义更搀合于政治，一切维持名分的阶级，辨别亲衰的礼制，自然会应运而生了。所以当时的宗法，有“百世不迁”的“大宗”和“五世则迁”的“小宗”，亲疏的等差，丝毫不容稍混。
大宗与小宗为宗法社会所最讲究的一件要事，因为“宗子”的地位至重，实系全族的荣枯，无论亲疏远近，凡属同族的都得奉他为中心。原来宗子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人征服了一处地方，就地做王，便是“始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乙之外还有甲的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诸侯的，那便是“小宗”了。但次乙做了诸侯，他的子孙奉祀他为始祖，他的嫡系继为诸侯的也唤做大宗。——次乙的子孙对乙这一支固是小宗，若对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大宗；做大夫的若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礼记·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继为诸侯的便是《大传》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宗——小宗——本来“五世则迁”，高祖以上即迁入祧庙，不再以时祭享；若“继别”的“大宗”则“百世不迁”，永永不入祧庙的，所以也叫做“不祧”。详可参看清人毛奇龄《大小宗通释》的“大宗小宗图”。
而当时的中央政府与同姓诸国便形成一个模范的大家族。为要维持这家族的关系，名分当然要看得十分尊严，而层层的阶级便由此成立了。据《左传》所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4]看来，便可得一大概。余如郊、尝、祭祀等“吉礼”，丧服、殡、葬等“凶礼”，誓师、献俘等“军礼”，朝觐、燕见等“宾礼”，冠、昏、饮、射等“嘉礼”，——统称“五礼”，——都是当时用来辨别等威，使上下尊卑较然不混的。
这样繁复的阶级托迹在社会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种结果：［阶级繁兴之后的自然结果］
（一）待遇不平 当时一切待遇，公卿大夫都与庶民不同。凡宗庙舞佾等等虚文，所谓“礼不下庶人”，我们且不管它；单就教育和刑罚看来，实在高下不平。如公卿的子弟可入国学，庶民的俊选便只能入乡学了[5]。［教育与刑罚的不平等］又如贵族犯罪，有“议亲”“议贵”等说的减轻刑名；有“刑不上大夫”的实际保障；有“公族无宫刑”“公族致刑于甸人”等特例的宽免[6]。如此，“天子”当然“无死法”了。况那时的贵族都有采地分邑可以自行设官收赋，平民不过附属在下供给者，更何从与他们抗争呢？
（二）世族专横 贵族制度的能够维持，官职世袭实为最大的主因。［世族的专政与平民的供役］所以那时做官的大半是亲幸的公族。如鲁国的三桓[7]，郑国的七穆[8]，晋国的六卿[9]，便是明例。尤著的世族又因年久支庶繁多，则更标氏族以资辨别，各国且如有宗正一类的官来叙次他们的亲疏远近。
自来谈“姓”的，多本于五帝，见于《春秋》的有二十二姓，妫、姒、子、姬、姜等最著。后来各姓的支庶都极繁衍，最初的姓便不能十分适用，于是有后起的“氏”来分别家门了。我们现在所谓某姓某姓，其实大多是氏，已不是原始的姓。当时得氏的缘由，也不一律，但总脱不了崇拜祖先的精神：有以祖宗的谥号为氏的，如文、武、昭、景、成、宣、戴、桓之类；有以祖宗的封国为氏的，如韩、赵、魏、贾之类；有以祖宗的名字为氏的，如孟、季、叔孙、展之类，有以祖宗的官职为氏的，如司马、司徒、中行、下军之类；有以祖宗的职业为氏的，如巫、祝、陶、段、仓、庾之类；有以祖宗的住处为氏的，如西门、南宫、东郭、范、邹之类。
贵族既世袭官守，分据仕途，那时的平民只有尽力畎亩，供养其上。虽有优秀分子一时奋起，终究敌不过他们的势焰了。
优秀分子的被压迫，只要看两件事好了。当年齐国的管仲为齐桓公造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局面，功业何等伟大，而他的子孙不显于后。孔子相鲁，声名震于强邻，而他的生平，还是栖皇奔走，终老于旅途。于此，我们很可想见当时世族的专横，无怪孔子要讥议世卿的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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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时以一年为一祀。王位多兄终弟及的，所以二十八王继立，就世系看只有十六世。
[2]后稷名弃，相传是舜时的司农作之官，以功封于邰。
[3]周初的封建，列爵五等，分土三级。五等之制是公、侯、伯、子、男。三级之分是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的叫做附庸。
[4]见《左传》昭公七年，本楚芋尹无宇之言，所谓“人有十等”者便是。
[5]教育不平等的事实散见于《尚书·大传》和《论语·阳货篇》《孟子·滕文公篇》。
[6]刑罚不平等的事实散见于《周礼》和《礼记·曲礼》《文王世子》等。
[7]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叫做三桓。
[8]郑大夫子展、子西、子产、伯有、子太叔、子石、伯石都是穆公之后，所以叫做七穆。
[9]晋国世执政柄的有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当时叫做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