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周末叶[1]到战国的初期[2]，在中国古代史上实是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都有变古的倾向和显然的改革。剧变的原因，便在这百年中的长期战争。那时受到这样刺激的人，他们心理上的惊诧和疑闷一定十分痛苦，于是一般优秀分子便因不满意现状而出来规划种种方策来图谋自救了。［诸子勃兴的主因］这便是诸子争鸣的主因。那时私人讲学之风已盛，大师之门往往学者群集，互相研摩又兼各国并立，大家要延揽人材，用为己助；交通也日渐便利，客卿显庸于异邦的也日见其多[3]。因此，才智之士辈出，各以所见著书立说，以应当世的需求，所谓“诸子争鸣，皆欲以其道易天下”者，不很可想见那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如何的热烈么！
诸子争鸣，自然异说纷起，其实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但派别繁多，后来记叙的人便不得不就他们学说的内容约略有个区分。［诸子思想的派别］所以有分做“六家”的，有分做“九流”的，也有混括拢来泛称“百家”的。
六家之说，《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都称引过。但所举乃人名而非家数。及司马迁述其父谈所论，始明区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后来刘歆撰《七略》，分诸子为十家：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便采此说。十家中除去小说家，遂称“九流”。至于“百家”之称则尤为通行，《史记》中便屡有“百家之言”“百家言”等的指引。
孔子像
其实壁垒最森严，势力最雄伟的，只有“儒”“道”[4]“墨”三家。他们学说的传布，虽末流不无交混的地方，而根本精神确乎不同，其余的诸家，只能就他们偏近的各点附庸于三家了。今且略述三家的人物和主张，并及他们影响于后世的是什么：
（一）儒家 儒家的宗主是孔子，当时他门下的弟子极盛，在学术社会上已具很大的势力。［儒家的主张与影响］到战国末叶，有孟轲、荀况[5]两大师出来，儒家的精神便大体确定。他们的主张，以为社会的组成是由人类的同情心所结合的；而同情心的出发，当由各人本身最切近的环圈，顺着亲疏的等差，渐推及远。所以他们的目的要“止于至善”，而求达至善的途径在正名。名分既正，则上下不争，天下于是乎平。所谓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实是他们唯一主要的目的。影响到后来，便支配了全国的人心，蔚成了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的立国精神。
孔子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史称他博学多闻，考定“六经”。如我们要考查孔子自己的学说，最好从他的弟子和后学所记的书本里去寻求。许多书中，最纯粹而且最可靠的，自当首推《论语》，所以《论语》上的孔子要比较其他书中所说的可信得多。
（二）道家 道家的领袖是老、庄，后来的杨朱便是这派的重要人物。［道家的主张与影响］他们的主张，纯任自然；以为自然力量是万能而至善的，一涉人工，便是伤朴而失真。所以他们相信绝对的自然，而最恨矫糅造作。因此，他们看得天行[6]最重，简直没有法子抵抗，只得“乘化以待尽”[7]。这种学说的影响，便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这种思想存留在后世社会上，好的便是达观主义，坏的便是懒惰不肯长进的劣心理。
据《史记》说，老子是楚人李聃，庄子是蒙人庄周。今传《老子》五千言，《庄子》三十三篇，相传便是他们的遗著，要皆鼓吹当时一种特殊的思想——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本质本来含有“个人的”“非社会的”“非人治的”倾向，所以它的末流，乃生四派：一是顺世的个人主义，杨朱为代表；二是遁世的个人主义，陈仲为代表；三是无政府主义，许行为代表；四是物治主义，慎到为代表[8]。陈仲、许行的学说大略见《孟子》等书。慎到有慎子的辑本，杨朱的专书现在也未见传本，伪《列子》中有专篇详述他的学说，大概也是伪托的；我们只知道他曾提倡“为我”的学说而已。
（三）墨家 墨家由墨翟开宗。［墨家的主张与影响］他的后学惠施专说名学，为坚白异同之辩；宋钘专论弭兵，尽力于“非攻”的宣传：都是这派的重要人物。
墨翟相传是宋人。他的学说详见《墨子·五十三篇》中；虽间有后人附益的作品，然而他的面目却大致可见了。惠施、宋钘的力量，实在很能发扬墨家的光辉，可惜他们的著述已失传，只能在《庄子》《孟子》《荀子》诸书中略窥他们的绪论。宋钘即《孟子》中之宋牼，或亦即《庄子》中之宋荣子，他与惠施等人的俱为墨流，说详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二节。
这派的精神，确与前两派不同。他们的主张，也由同情心立脚，但绝对不认亲疏远近的分际。所以最主要的精神在“兼爱”和“非攻”。[9]他们所以要这样的爱无差等，为的是要上同于天志[10]。墨家既尊天，又信鬼，这种见解简直为古代民间的宗教作辩护了。然而那股“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牺牲勇气，实足为中国的宗教史放一异彩。所以他的真精神至今犹存。
诸家的学说，在后世多少总有点宣传的余波，墨家独泯灭无闻。大概后来在统一的帝国之下非攻已不成问题，而兼爱则渐渐成了儒家的学说，如董仲舒，便是明白主张兼爱与天志的人。儒与墨混，故墨家不能独立。至于尊天明鬼，本是中国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西汉的儒教与汉以后的道教都是这种宗教的代表。所以墨教虽绝，其实质至今还存在着。
三家之外，又有一派成立最后而最有影响于当时政治的，便是所谓“法家”。其实法家的形成，乃从儒、道、墨三家的末流嬗变汇合而出。［后起的法家与其责效的手段］
所谓法家的书，如《管子》《商君书》[11]《韩非子》等，其中于道家的无为主义、儒家的正名主义、墨家的平等主义，都有脉络分明的迹象可寻。不过他们杂采这种精神之后，另用一种别的手段（法）来求它实现罢了。详见《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三节。
因为主张法治的人前有管仲、子产、商鞅，后有吴起、申不害、韩非、李斯，都是政治社会的显者，所以后来的记述，便与三家分庭抗礼了。他们的力量，就在讲究实施的手段，期在令行禁止。这手段好处在客观的责效，使大家有共趋的大路；而他的坏处却太看重狭义的功利，结果不免刻薄寡恩。
这样分派宣传，各奔前程，当然各有各的成就。只有那辈坐拥地盘，不能事事的世族却无形中尽被推翻了。所以有人说，战国时代实是中国古今社会大转变的一个枢轴[12]。
养士之风既盛，苏秦、张仪之徒都以言谈致卿相，那些惯于捭阖纵横的政客便乘时建白，一个个都从草茅崛起。有的建议固本弱枝，俾君主可以令出惟行；有的运动开发地力，使公家可以充裕财用：大家都择取当时国君所喜欢的迎机进说，结果，君权是集中了，而那辈世族便丧失政柄，倾覆无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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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七八〇年。
[2]公元前三四〇年。
[3]那时游官异国的极多。除苏秦、张仪游说别国，造成布衣卿相之局，是最显著的例子外，如商鞅、韩非、范雎、荀况、李斯等人，都是当时表表的客卿。
[4]道家是后起的名色，在当时是没有此称的。汉初命只言黄老，直到汉中叶后才有“道家”之称，今为取便称引计，姑从之。
[5]孟轲有《孟子》七篇，荀况有《荀子》三十二篇行于世，他们的学说便可由此推寻。
[6]天行就是大自然的势力。
[7]乘化待尽之说，《庄子》最多这一类话。
[8]说本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九节。但《汉书·艺文志》是把许行列入农家，慎到列入法家的。
[9]这便是儒与墨的分别处。
[10]这样承认一个有意志的天，便分明与那主张自然无为的道宗大有分别。
[11]二书多半是后人假托的。
[12]夏曾佑便这样说，详见他的遗著《中国历史》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