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以外，与明朝发生交涉，而使明朝大受侵扰的外族，便是日本。
日本自与元朝冲突之后，就禁其人民与中国交通。［倭寇的起源］一班从事于海外贸易的“倭商”，本系边地的无赖居民，禁止交通则无利可图，便多流落为海盗。恰值日本当时有南北战争，南朝战败，其遗臣逃入海中，遂与海盗勾结，侵略中国。于是中国和朝鲜的沿海，乃有所谓“倭寇”出没。明初倭寇已屡来侵扰中国沿海各省，太祖特命汤和等在浙江、福建等处筑濒海城以资防守。其后日本大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濒海的诸侯国，都欲和中国及朝鲜通商，以救济财政上的困难。而那时候浙江、福建、广东都设有市舶司，倭商还以贸易为生计，亦不肯公然劫掠。倭寇的问题暂时寝息。到了世宗时，日本足利幕府的势力已经衰弱，而中国亦废弃市舶司，对外贸易由土豪劣绅包揽，往往拖欠货款不还，倭商乃又一变而为海盗，向中国沿海劫掠。［倭寇的渐次猖獗］汉奸汪直、徐海等更勾结倭商，为之谋主，于是倭寇的声势十分猖獗。上海、金山、昌国等卫城，相继失陷，江南北、浙东西都大被骚扰，甚至沿江深入，直逼南京。其时严嵩当国，负防倭责任的，大都是他的党徒，只会侵饷冒功，一无防御的计划，倭寇往往以数十人侵略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后来朝廷命巡按御史胡宗宪总督军务，设计诱降汪直、徐海，浙东一带，渐渐安定。倭寇沿海东掠，又被巡抚都御史李遂击破之于庙湾，江北也就此平定。倭寇窜到福建，又被总兵官俞大猷、副总兵官戚继光等攻破于平海卫，于是倭势渐衰。然犹踞台湾，出没于近海一带。［倭寇势力的衰弱］万历时，尚来侵犯广东、浙江，那时候海防巩固，倭寇每次失利，从此倭患就渐渐平息了。
倭寇是日本的海盗，其扰害中国沿海，只是一种寇盗行为，算不得日本国家的行动。到了万历年间，因日本丰臣秀吉的西侵朝鲜，却引起了中日两国的正式冲突。
“倭寇”二字，向为日本人之侵略中国者的总名称。以广义言之，新罗时代的神功皇后，明朝中叶的丰臣秀吉，中日战争时代的明治天皇，都可包括在内。狭义言之，则所谓“倭寇”，都是日本的无赖边民与失败军人的一种寇盗行为，不必一定含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味。但我们读历史，第一要把每一事件的背景看得清楚，如果把日本的海盗和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相提并论，那就把朝鲜战争所含的严重性质减轻了。例如，最近[1]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国，我们倘不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仍混称之为“倭寇”，不但名实不符，简直带一点欺骗民众的性质了。所以这里所称的“倭寇”，单指狭义的倭寇而言，庶几名实相符，使读者对于这种史迹，有深切的认识。
从前日本的政权，被大军阀所组织的幕府掌握着，并不在天皇手里。［日本幕府时代的政治］所谓“幕府”，它的起灭，仿佛我国朝代的兴亡。一幕府倒，一幕府兴，便分封其将士于各地，拥护自己，就是所谓“诸藩”，当足利氏幕府势力衰弱的时候，分布各地的诸藩，互相争斗，全国成瓦解之局。有织田信长者，提倡尊王主义，号召全国，用兵力打平本洲地方的一大半，自为右大臣，专制国政，明万历十年，其部将明智光秀作乱，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那时候也是织田信长的部将，他就起兵讨平乱党，以次平定割据的诸藩，统一全国，自为太政大臣，专制国政。当织田信长时代，丰臣秀吉曾献议伐朝鲜，欲取道朝鲜，侵略中国。那时候日本内部未统一，所以他的计划，不曾实行。丰臣秀吉既统一全国，掌握政权，便派遣使臣至朝鲜，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并且要朝鲜做侵略中国的向导，朝鲜不从。［丰臣秀吉的进攻朝鲜］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便发大军进攻朝鲜。其时朝鲜军备废弛，党争剧烈，就不能抵抗外来的强寇；朝鲜王李昖逃至平壤[2]，不能立足，再逃到别的地方，派人向明朝求救。明神宗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发兵救应。明兵与日本兵战于平壤，日本兵败，汉江[3]以北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恢复。不幸李如松轻率前进，遇着伏兵，大败于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大军丧失甚多，李如松几乎阵亡。［明朝援救朝鲜的失败］于是双方进行和议，但迁延数年，终于决裂，战争又起，而明兵大都失败。万历二十六年[4]，丰臣秀吉死，遗令罢兵，朝鲜王才回居京城，中日的交涉也就此结束。所谓朝鲜战争，先后凡七年，明朝损失兵力数十万，糜费饷项数百万，结果还是以不了了之。从此中国的实力已经暴露于天下，遂起满洲民族的觊觎。所以朝鲜战争和明朝的灭亡实在大有关系。
五代时王建建高丽国，明初被其臣下李成桂所篡，改国号为朝鲜。开国之初，兵力亦颇强盛。其后因注意文治，武备废弛。加以朝鲜半岛，佛教久已盛行。后来宋朝的理学输入，使朝鲜人沾染了高谈义理，不顾实际的习气。朝鲜王李昖当国时，朝中分东西两党，互相倾轧。据东党的观察，日本决不会向朝鲜进攻，遂一无设备。等到日本兵逼近京城，才仓卒调兵应付，自然无法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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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2]平壤，朝鲜平安道的首邑，据大同江北岸，北负大城山，形势极险要。
[3]汉江，朝鲜的大河，全长约三百四十里，其下游二百里，可通舟楫。
[4]公元一五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