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曾派遣使臣到各国考察宪政，复下诏预备立宪，想借以缓和国民的反抗。［戊戌政变的追溯］这件事情的起因，不仅是受义和团的失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且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康有为、梁启超[2]等的维新运动——就是所谓“戊戌政变”——有关系。现在先把康、梁的维新运动追述一番。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于所谓“夷狄”已由轻视一变而为惊惧，但那时候的士大夫，还是一致主张把国门关起来，大家讲究如何防守海口，抵御洋人。［戊戌政变的原因］太平天国之乱，清廷得“洋兵”的帮助，平定江南，于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注意。事平以后，左宗棠奏请于福建设立船厂，曾国藩于上海制造局附设机器学堂，以养成工程人材，又奏请选派年幼机警的学童，出洋学习军船诸政。同时铁路局、电线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相继成立。而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舰队也创办起来了。那时候士大夫们的口号，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以为西洋人只懂得制造枪炮兵船等等，其他如政治学术当然远不及中国。及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事，比较觉悟的士大夫，知道西洋于坚船利炮之外，还有他们的政治制度也值得模仿的，便起来高喊“变法维新”的口号，从事政治改革的运动。［康有为的身世及其领导变法运动的经过］领袖这一派的人物，便是康有为。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又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一向研究经学，属于今文学的一派。
古代儒家不专究经典，所谓经典亦不限于儒家。自从汉朝的儒生，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遂有“经学”之名；而“经”之一字，遂为儒家经典的专称。汉初儒生所研究的经典的版本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他们都是承受师说，专门研究一经，不相混乱。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古代经典[3]，以古代籀文书写，后经刘歆提倡，又得皇帝的袒护，研究这一类经典的人，也有相当势力。于是经学上遂有“今文家”与“古文家”之别。后汉末年，郑玄等混合两派。以自己的见地为去取，忽略了思想方面，专门研究“名物训诂”，实开后世考证学的先河。到清朝末年，士大夫都不满于文字训诂之枯燥的研究，于是发生依托经学以“改制”的风气。这派以后汉今文学为中心，而最后的代表大师便是康有为。他取《春秋》三世、《礼运》大同诸说与社会进化论相牵合，撰《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以为革新运动之理论的基础。
康有为像
他从经学上说破孔子是一个“托古改制”[4]的思想家，发明“《春秋》三世”的学说。所谓“三世”，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5]他以为汉朝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的道理。而现在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说大同。他根据了这个理论，号召同志，起来提倡变法维新。光绪十四年[6]他以布衣上书，陈说列强侵略中国的危状，请取法欧、美、日本，实行改革，为大臣所阻。中日之战将要讲和的时候，他恰在北京会试，便纠合各省到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万言书，主张迁都续战，力陈变法维新之不可再缓。这就是轰传一时的“公车[7]上书”。时大学士翁同龢以皇帝的师傅兼军机大臣，赞助康有为的主张，德宗看了奏章也很为感动，便密命翁同龢拟诏勅十二道，将颁布维新政令，为慈禧太后所发觉，翁同龢贬官，康有为南归，事遂中止。光绪二十三年[8]，德人强租胶州湾，康有为时任工部主事，又上书言变法，仍为长官所阻。但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虽不为朝廷所容，已得一部分官僚和士大夫的信仰。他初创强学会于北京，后被封闭。他的弟子梁启超复创《时务报》于上海，竭力鼓吹变法自强。各地方受其影响，学会纷起，报馆林立，颇具一部分在野的势力。光绪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訢[9]死，御史杨深秀、侍读徐致靖先后上书请定国是。［清德宗的实行变法］德宗本已决心变法，但被做慈禧太后耳目的奕訢等所阻，现在奕訢已死，少了一个监视他、掣肘他的人，便毅然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许他专折奏事。不久，又擢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入军机处，命参预新政。自夏初至秋初三四月内，所下实行新政的上谕凡数十道，如废八股，兴学堂，行保甲，裁汰冗官，变更兵制，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设矿务，铁路及农工商局于京师，命各省设商会，上海设总商会等，都是比较重要的设施，使中外耳目，为之一新。但旧派对于新政本来怀疑，对于新党十分妒忌。初则设法把持，使新法不能施行，继而怂恿太后，请她重行听政。德宗见形势不利，便召袁世凯入京，加官为侍郎，命他专办练兵事务，使谭嗣同传密谕，命他夺取直隶总督荣禄的兵权。袁世凯见旧党势盛，怕自己因附新党而失败，回到天津，竟向荣禄告密。荣禄本是慈禧太后的爪牙，得了这消息，立即进京，借口新党将谋害太后，即奉太后回宫听政，把德宗软禁于瀛台。［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六君子的被杀］一面捕杀新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等六人，——即所谓“六君子”——即行斩首。康有为事前奉德宗命往上海督办官报局，尚在途中，荣禄发电各处截拿，幸上海英领事派人在吴淞口救至英国军舰，梁启超在北京，亦由日本领事护送出关，二人都逃往海外。当时与新党有关的，都被牵连，受充军或革职的处分。同时下诏停办一切新政。这个事变，历史上称为“戊戌政变”。
当时新党被处分的：礼部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发遣新疆；礼部侍郎徐致靖永禁诏狱；湖北巡抚曾鉌，湖南巡抚陈宝箴，编修徐仁铸、徐仁镜，三品卿卫黄遵宪，四品京堂王照、江标，庶吉士熊希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六部员外郎李岳瑞，吏部主事陈三立，刑部主事张元济等都革职。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勾结会党，秘密活动，并注意于宣传工作，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竭力鼓吹君主立宪，颇具有一部分的势力。［清廷预备立宪的经过］日俄战后，一般士大夫鉴于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遂纷纷赞成立宪派的主张，一时要求清政府立宪，成为最有力的舆论。慈禧太后想缓和民气，于光绪三十一年[10]，派载泽[11]等出洋考察宪政，表示预备立宪。载泽等至欧、美、日本考察结果，一致赞成改行立宪政体。清廷乃下诏预备立宪，逐渐改革官制，修订法律，兴办学堂，颁定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章程，发布立宪大纲等。这些虽是清廷的敷衍政策，但一部分士大夫的立宪运动更因此而风起云涌，不可遏制，清廷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下诏明定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是年德宗及慈禧太后先后崩，溥仪嗣位，由醇亲王载沣[12]摄政。明年为宣统元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谘议局，在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是年各省代表孙洪伊等三十四人入京请愿，清廷不许。又明年，民党汪兆铭行刺摄政王事件发生，立宪派乘机向清廷作第二次的请愿，又未得许可。是年参政院成立，各省代表又为第三次请愿，清廷不得已，将九年期限缩短为五年。但这又是清廷的拖延政策，所以它一面允许缩短立宪年限，一面却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不久，因天津人温世霖在籍组织第四次请愿团，清廷就将他逮捕，发往新疆。于是立宪派中的觉悟分子多倾向于左翼的革命运动了。
政治的改革不是用“请愿”手段所能达到的。［由立宪运动到革命运动］同时政府到了不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时。它虽用尽了高压手段或敷衍政策，终究要被推翻的。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完全是一班怕彻底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改良主义，而清朝的允许立宪，也完全是一种敷衍政策。但时势的亟变，已失去了大多数人民的信仰的清朝，决不是改良主义或敷衍政策所能挽救了。所以不多几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军便在武昌爆发，把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摧枯拉朽地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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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一八九八年。
[2]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3]相传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于坏壁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见《汉书·艺文志》。
[4]改制，是改革制度的简称。
[5]所谓“大同”“小康”，见《礼记·礼运篇》。
[6]公元一八八八年。
[7]《后汉书·丁鸿传》：“诏征鸿至，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注：“公车，署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盖汉时应征之人，都由公家以车递送，即古之所谓“乘傅”，清之所谓“驰驿”。清时举人入京会试，称公车，本此。
[8]公元一八九七年。
[9]奕訢，清宣宗第六子。
[10]公元一九〇五年。
[11]载泽，清之宗室。
[12]载沣是溥仪的生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