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中国侵略，自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抬头以来，未曾有一刻的放松，其中最严重的事件，除“甲午之战”及民国四年以哀的美顿书胁迫我国承认其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外，当推民国十七年的“济南惨案”及最近[1]的“九一八事变”。
民国十七年，第一集团军渡江北伐，连破滕县、泰安，威胁济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眼看他所扶植的奉系势力快被打倒，便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济南惨案］五月一日，第一集团军收复济南。三日，日本驻济军队忽向中国军队及民众开枪扫射，并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余人一齐枪杀，又派大队军队逼令革命军缴械，炸毁军用无线电台。八日，日军竟轰击济南，中国军民死伤达一万一千余人。后方病院伤兵七百余人亦惨遭杀戮。十日，南京日领事更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书，竟说日本为保护侨民将增派海陆军驻防长江及天津一带。当时中国军队虽器械不及日本之精，但未始不可抵抗。大概国民政府为完成北伐大计，所以始终隐忍，蒋总司令特令各军退出济南，绕道长清等处渡黄河追击奉军，对于日本的横暴行为，则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至民国十八年三月，签订济案解决草约，日本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驻军，由中、日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双方损失。这样严重的济南惨案，就此告一段落。
但日本的图谋用武力侵略中国仍无时或已，他们既愤奉系军阀之无能，在皇姑屯把张作霖炸死以后，便一意准备侵占中国东三省。［东北事变的突发］
关于日本企图占领东三省的原因第二十一号《中学生》杂志所载傅秉仁君《青年对于时势和自身的认识》一文，说得最简明扼要，今摘录如下：“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地方是东三省。日本自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即开始作经营东三省的企图，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后而侵略政策确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而成效大著。日本对外投资额二十八亿五千万元中，其在东三省者占十五亿一千万元，竟占全额百分之五四之巨。但近数年来我国东三省统治者因对于其本身的利害关系，利用向东三省劳苦群众身上榨取得来的金钱，也颇努力于资本主义的建设。铁路网的积极敷设已使日帝国主义侵略满洲之大本营南满铁道感受营业减落的影响。而葫芦岛筑港计划更为日人所刻忌（因葫芦岛商港筑成后，将使日本经营的大连趋于衰落）。加以苏联自施行五年计划以来成效甚著，国内经营基础日趋稳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及经济恐慌，苏联均未感受，这是给帝国主义者的一个极大威胁，日帝国主义在远东方面与苏联关系更为密切，自然更感觉不安，因此必欲在苏联五年计划未完成之前向苏联进攻或预作巩固的防御线。”这几句话把日本企图用武力占据东三省的背景讲得很明白。此外的原因当然还很多，如我国连年内战及最近几年来民众运动的消沉，使日帝国主义估定我们不能抵抗他们的武力侵略，又欧美帝国主义者国内经济恐慌，及其相互对立的形势日形严重之际，万无余力顾及远东，这都是日帝国主义悍然不顾地用武力侵略东三省的重要原因。
日军占领沈阳城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时许，日军守备队托言夜操，于十一时十五分用炸药轰毁南满铁路长春线的柳河铁桥，即诬指我军炸桥毁路，袭击他们的守备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便立命军队出动，攻击北大营。至十九日，日军完全占领沈阳。当是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方以兼膺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坐镇北平，驻在沈阳的乃是边防公署的参谋长荣臻及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事变之起，他们往复电商请示的结果，一致主张“不抵抗”。以致沈阳“兵工厂既存的步枪八万枝，机关枪四千挺；飞机厂所有新旧飞机已装成及未装成者共二百架”[2]，全被日军所得。结果，臧式毅以不及逃走，为日军所监视，荣臻则化装仆役，逃入关内。日军既毫不费力的占领了沈阳，便向吉林进攻。二十一日，吉军参谋长熙洽出省迎降，与日军第二团长多门一同进省，于是吉林省城又入日军之手。［日军占领吉林与进攻黑龙江］辽、吉既被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乃岌岌可危。其时黑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为指挥便利起见，把黑省一切军政事宜电令所部马占山负责处理。十月十四日，日本嗾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带兵由洮昂路北向黑省攻击，经马占山电令附近驻军一致抵抗，张部不敌溃退。日军遂正式向黑省大举进攻，马占山虽竭力抵抗，终因孤军奋战，势力不支。十八日，马占山的军队沿齐克路退守克山，于是黑龙江省城又入日军之手。不久，日军又向锦州进攻。政府电令张学良坚守。但至二十一年一月二日，锦州驻兵因奉边署参谋长荣臻的命令早已撤退，所有剩余军队及义勇军等都被日军击溃，日军遂进占锦州。［日军占锦州］从日军开始武力侵占到东三省全部陷落，我国军事长官始终抱不抵抗主义，遂使日军得寸进尺地益肆野心，在南则狡焉思逞于上海，在北则力谋深入于热河了。
九一八事变以来，虽政府力持镇静，但全国人心愤激，群起组织反帝抗日会的团体，上海尤为反日运动的中心。［上海事变的酝酿与突发］侨居上海的日本商民因我国抵货运动的猛进，经济上发生恐慌，很希望他们的政府用武力制止上海的反日运动。一月十八日，有日僧五人，在马玉山路附近被民众殴伤，他们便嗾使日浪人乘夜侵入三友宝业社工厂纵火，并捣毁机件。一面由驻沪日领事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凶道歉，封闭反日各团体，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时答复。上海市政府对此无理要求已完全接受。［十九路军之抵抗］但是晚十一时许，日本在沪的海军陆战队竟向闸北进攻。那时我国的十九路军方由江西调防上海，兵士们目睹日军的横暴忍无可忍，高级长官也决心抵抗，日军向闸北进攻时，十九路军即迎头痛击，日军大败。其后日军继续增援，与十九路军相持。至三月二日，十九路军因浏河失守，退保昆山，而嘉定、太仓等处仍横遭日军的蹂躏了。
国民政府自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鉴于首都易受日本军舰的威胁，乃决定迁都洛阳。［国名政府迁都洛阳］三十日，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联名发表宣言，说“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并声明“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先是，国民政府以日军侵占东北的情形电告国际联盟，请求依据联盟约章设法制止，但绝无效果。
自九一八事变起后，国民政府自始即乞怜于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是列强组织的团体，绝不会站在什么“公理”“正义”的立场上来制裁日帝国主义的暴行的。所以国际联盟始终没有什么解决这次事变的方策。最后，将解决全部纠纷所必须的事实材料，委托一个调查团来调查。这调查团由英国的李顿爵士所领导，于二十一年三月间来中国，经过了六个月的长时期，造成一份报告书。这报告书的内容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说话的，不仅没有切实制裁日本的主张与方法，且公然说：“此政府（按指所谓‘满洲国’的‘政府’）列有若干开明之改革，其实行不仅适宜于满洲国，亦且适宜于中国其他部分。”但中国的“高等华人”如胡适之流，且称此报告书为公平，并且对李顿爵士表示感谢！[3]
及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经十九路军抵抗的结果，已使世界各国知中国军队未始没有抵抗的力量。三月四日，国联遂通过一议案，劝告中日双方停战，国民政府即依据国联决议，由军事当局下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后经中立国一再调停，于五月五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日军开始分期撤退。国府亦重新迁回南京。［上海军事的结束与国府的迁回］
上海事件虽暂告结束，而日本对热河的侵略仍继续进行。日本于占领辽、吉后，即在天津捣乱，乘机把寄居天津日租界的清废帝溥仪劫去，带至沈阳，建立所谓“满洲国”，以溥仪为最高的傀儡。［傀儡国的组织与日军侵入热河］又借口为维持其所谓“满洲国”起见，要求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热河地盘让出。至汤玉麟因日军进攻热河，竟不战而走。山海关亦于热河失守以前陷落。封豕长蛇般的日帝国主义军队，大有侵入平、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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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指公元一九三七年。
[2]见当时各报所载荣臻自述经过的谈话。
[3]见胡适所著《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载《国闻周报》九卷四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