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最为人所诟病者厥为魏收《魏书》，然夷考其实，前人所论未必尽当。一良尝粗检史籍，与魏书比观，深觉昔贤责难于收之人与书者，使收地下有知，或不受也。昔《晋书》诬陈寿，王西庄赵瓯北皆硙切辨之，矧收书被诬重厚于《三国志》乎？兹篇之作在求释昔贤之疑，若《魏书》全部之评骘，则兹事体大，非此文所能尽矣！
一 魏收之为人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生于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卒于齐后主武平三年（506—572）。历事魏齐两朝，谥文贞。其事迹见《北史》五十六。 【611】 收于魏节闵帝中兴元年（531）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后以事解官。高欢开府晋阳，收为府属。 【612】 本以文才必望见知，而不遂，乃更求修国史。高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讫于魏亡。齐受禅，收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诏撰魏史。齐文宣帝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四年（553）除收魏尹，优以禄力，不知郡事；只在史阁，使专其任。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与收同修《魏书》者，有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 【613】 收欲专责任，故其书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本传谓：“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北齐书》四四《儒林传》有刁柔，谓“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慊惮。……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焉”。綦毋怀文见《北齐书》四九《方伎传》，谓其“以道术事高祖”，盖亦高孝干之流。由是知《魏书》发凡起例虽在伯起，而列传之修撰亦经众手。诸人多非史才，芜冗之处固不应收一人独尸其咎矣。天保五年（554）三月奏上《魏书》本纪列传共一百十卷。五月，复奏上《十志》，凡二十卷。收自魏中兴豫修国史，至齐天保之专总史事，奏上《魏书》，居史职凡二十有三载。
收以文华显，与温子升邢邵齐誉。 【614】 而其行文之工致敏捷在二子上。学识博雅，尤亟为时所重。北齐初年制作收无不参赞其间。本传云：“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北齐书》三十四《杨愔传》称愔“推诚体道，时无异议。……典选二十余年，奖掖人伦，以为己任。……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收果轻薄之徒，愔将能荐之乎？《北齐书》三○《高德政传》载德政亦荐魏收，德政固亦以戆直著者也。天保八年参修律令，及文宣崩，复参议吉凶之礼。《北齐书》四三《封述传》又云：“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等议定律令。”今案议律令事《北史》本传不载，然据《北齐书》七《武成纪》及《北史》本传，收于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太子少傅兼尚书右仆射，己卯，以阿纵除名。其年复得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都尹。至天统四年始再除尚书右仆射。则议定律令之敕当在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后己卯以前下，数日内收即除名，盖未及豫其事，故本传不载。《封述传》“河清三年”之三当是二字之误，据《武成纪》河清三年三月已因律令班下而大赦矣。《北齐书·文苑传序》：“〔祖〕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 中书监阳休之监撰。”考《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敕撰《玄洲御览》，……八月……成。……后改为《修文殿御览》。”收卒于是年，而月日不可考，未审睹《御览》之成否。观《北史》本传不载监撰事，意者收之殁在八月以前乎？齐国史之修撰，收亦与焉，《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记收与休之争《高祖本纪》齐元年之断限，《隋书》四二《李德林传》有与德林书二通，论《齐书》起元事，惜简短不完，未能窥伯起立意所在耳。
惟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 【615】 而原其本心，实亦无它。《北史》本传云：“其年（河清二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案当时南北不许互市，《北齐书》四六《苏琼传》：“天保中……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又三九《崔季舒传》：“乾明初……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为御史所劾。”北齐一代皆与南朝梁陈以江为界，淮南犹为齐地，渡淮互市之禁未审所由，或沿东魏旧制也。故魏齐使臣使南朝者，每藉以通有无为利。《北齐书》二九《李绘传》：“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收因人之使而搜求珍奇，其事甚细，故河清三年即起复，而敕之谓“前者之罪情在可恕”也。北齐之初犹染后魏风气，贪黩之风极盛。《北齐书》一五《尉景传》：“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又一八《孙腾传》：“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求财纳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又《司马子如传》：“公然受纳，无所顾惮。……意气甚高，聚敛不息。”又一九《蔡 传》：“太昌中出为济州刺史，为治严暴，又多受纳。”又《薛循义传》：“寻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又二五《张亮传》：“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又二六《薛琡传》：“久在省闼，……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此皆公卿方伯之无学识者也，即才学之士亦所不免。《北齐书》一八《司马消难传》：“博涉史传，有风神，然不能廉洁。”又二三《崔 传》：“以贪汙为御史 劾。…… 历览群书，兼有词藻。”又三九《祖珽传》：“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不能廉慎，……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四三《封述传》：“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而厚积财产，一无馈遗。……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魏收视诸人者，固远为高矣。细考收之立身出处，在魏朝颇以忠直自见。《北史》本传称其上《南狩赋》谏孝武帝，“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使梁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收而不能如志，遂遭禁止，久乃得释。及为高欢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是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入齐而后，始若随合时流，然文宣每欲易太子，收谓杨愔曰：“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太子遂得保全。是当文宣帝果于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也。且观其以《枕中篇》戒厉子侄，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于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
收藏书甚富 【616】 ，所撰《魏书》而外，有集七十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特进集》所辑得诗文凡二十七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四所辑又得为《魏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一篇，而谓张氏所收为《东魏檄梁文》 【617】 当据《文苑英华》《通鉴》编入《杜弼集》中。总计之仍得二七篇。据《北史》本传收尚有《南狩赋》，《聘游赋》，《皇居新殿台赋》，《怀离赋》，《庭竹赋》。《北齐书》三九《祖珽传》：“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又四五《李广传》：“广卒后，〔毕〕义云集其文笔十卷，托魏收为之叙。”《北史》八三《樊逊传》：“于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洛阳伽蓝记》二：“〔永熙元年〕诏中书侍郎魏收等为〔平等〕寺碑文。”皆不传。
二 今本《魏书》
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条谓《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今案收卒于武平三年，《后主纪》武平四年之诏史官更撰《魏书》自非收三改之本，赵氏误，收盖三易其稿也。高似孙《史略》二魏收《后魏书》下引《三国典略》曰：“齐主以魏收之卒，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余字。”即武平四年事，所削去者不审在何卷，然自是遂成今本。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十卷；《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四卷，《乐》一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一卷，《释老》一卷。共百十四篇，百三十卷。盖《太武纪》，《献文六王传》，《外戚传》，《律历志》，《灵征志》皆分上下二卷；《景穆十二王传》，《地形志》皆分上中下三卷；《天象志》，《礼志》皆分四卷；故合之百十四篇，分之为百三十卷。《四库提要》称《魏书》一百十四卷，误以篇数为卷数，不知古人著书篇以内容分，卷以字数分，不容混也。宋初其书已亡佚不完，《纪缺》二卷，《传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缺》二卷，后人杂取诸书补之。此外残缺不完，而未经补缀者，犹有二十九卷。综计全缺及不完者凡五十八卷，其目详见殿本《念四史考证》，及《魏书源流考》 【618】 ，兹不赘。
至于后人用以补《魏书》者，亦约略可考。曰魏澹《魏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后魏书》一百三十卷：“……《中兴书目》谓所缺《太宗纪》以澹《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集一四亦引《中兴书目》：“《太宗纪》则补以魏澹所作。”高似孙《史略》二《后魏书》条同。然《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纪》一卷，下引《崇文总目》云：“魏澹撰。……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缺，今才《纪》一卷存。”是王尧臣撰定《崇文总目》时，澹书已佚，只余《太宗纪》一卷，以补于收书而获存。故于《总目》又别出为《后魏书》，以见魏澹一家之学。收书之亡佚固在宋以前，即以澹书补收亦必远在庆历以前矣。曰张太素《魏书》。《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天文志》二卷，引《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惟此二篇存焉。”陈振孙《解题》四：“《中兴书目》谓……缺志以太素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一四引《中兴书目》同。陈氏谓：“二书（澹及太素）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窃以为取太素书以补收书亦远在庆历之前，撰定《崇文总目》时太素书已全佚，故自《魏书》抽出此志而著录之，决无澹《纪》太素《志》为俟补收书，而独存于全书亡佚之后之理也。高似孙《史略》不及《志》之存佚，未审何故。曰《高氏小史》。高似孙《史略》：“《静帝纪》则补以高峻《小史》。”章俊卿《群书考索》引《中兴书目》：“《静帝纪》则补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列传则益以《北史》《高氏小史》。”《直斋书录解题》四别史类谓《小史》“一百三十卷 【619】 ，唐殿中丞高峻撰。……盖节抄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此外则用《北史》《隋书》者最伙。李延寿修《北史》多本魏收之书，略有删削。 【620】 收书既佚，后人翻取《北史》以补之。宋时已谓《北史》与《魏书》相乱，故今欲知取以补《魏书》之《北史》各卷中包含收书至若何程度，殆不可能；而后人所补，除《纪》《志》外，何传果用何书，亦不能分别详言也。
收本传言：“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收前《上十志启》亦云：“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崇文总目》同，而谓：“今所存仅九十余篇。”序与论当包括于纪传中，今不论；二表一启唯存前上十志一启。至于例则独出于收，乃全书之纲领，与目为一卷，冠于书首，并经奏上者也。《史通·序例篇》：“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范氏《后汉书·序例》今不传，晔狱中与甥侄书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刘昭《补志序》：“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章怀注《光武纪》《安帝纪》曾引范《序例》之文，盖本与书别行，后遂亡佚。刘氏当并及见范魏二人之例。乃《崇文总目》止言“今所存九十余篇”，不及例之存亡。自斯以降之著录《魏书》者，皆详言纪传志之缺卷，而不及例，一若收书本无者。盖例之亡也尤先于纪传志，故宋以来著录之家竟全忘却之，收书之重被诬，未尝不由于此乎？至刘知几谓收例全取范晔，绝非是，辨见后。
三 《魏书》之取材
本传于叙收专总史职前，详举收修国史事，谓“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收于是“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知《魏书》前半本于《魏国史》，以后则收在史馆所缀续也。收之专史职在天保四年，而天保五年三月上纪传，五月上《十志》，其间不过阅十余月。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考《魏国史》之撰述始于道武帝时，诏邓渊撰《国记》，记道武一代事，成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 【621】 逮明元帝时，废而不述。 【622】 至太武帝神 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而崔浩定为编年体，与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耳（亨？）、黄辅等共参著作，成《国书》三十卷。 【623】 亦称《国记》。《魏书》三五《崔浩传》：“刊载《国书》……刊《国记》。”又四八《高允传》：“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皆二者互称之证。《高允传》又云：“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盖浩续渊书，合而为一，惟厘定体例耳，故《国书》《国记》得互称，分称之曰《某帝记》，综名之则曰《国书》。太延五年（439）平北凉沮渠氏后，又诏浩续修《国史》，高允张伟助之。 【624】 浩允皆精于史学，能直笔不讳，而所援引如段承根阴仲达皆一时俊秀。 【625】 其所修撰当有可观。其后浩被诛死，而其书盖未尝废。《魏书·浩传》叙浩罪状至含混。苟谓怒其刊载《国书》于路衢，则刊石之至赐死已有年所，胡早不罪？刊石用功至三百万，不容早不知，至往来行者以为言始发也。或谓世祖恶其直笔，然浩神 中奉诏撰《国书》三十卷，夙已完成，世祖早已得读，平凉后更命浩综理史务，务从实录。是未尝嫌浩书事之备，反励其直笔也。即使浩以修史被罪，止一身耳，何至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尽夷族哉！且诛戮之后，不闻有命禁浩书或毁所刊石，是以知崔浩之史固未尝废，魏收得根据之，而浩之获罪别有故，亦不以修史也。 【626】 高允继浩综修史之任，大较续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其时襄史事者有游雅、程骏、程灵虬、江绍兴、刘模。 【627】
孝文帝慕向华风，文事大盛。高祐李彪等始奏编年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故奏请从迁固为纪表志传之体。太和十一年（487）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而仍其旧名。 【628】 太和十四年（490）正月，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李彪崔光皆有史才，亘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二人递居史职。其所引进如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房景先、李谐、袁翻、李琰之，孙骞之徒，莫不文学优美，长于著述。 【629】 然《国记》之体虽已区分改析，而辑录当代之事终未成书。 【630】
宣武帝时，命邢峦、崔鸿追撰《孝文帝起居注》，孝明帝时，又敕崔鸿、王遵业、房景先等兼修《孝文宣武起居注》。 【631】 自是而后讫东魏之亡，历代典起居暨修《国史》之可考者，收之外有谷纂、韩子熙、辛贲、裴景融、周道方、许绚、温子升、卢元明、阳休之、宇文忠之、邢昕、裴伯茂、李同轨等，皆无所表见。 【632】 又有元晖业，撰《辨宗室录》四十卷。 【633】 《国书》之外，此类咸收书所取资矣。
《魏书》卷九五至九九五卷为十六国之君及司马睿、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传，是《魏国史》所未必详，收将何所本乎？曰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魏书》六七有鸿传，且载其《上〈十六国春秋〉表》文。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叙目》：“《隋书·经籍志》云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云《纂录》一十卷。知隋时其书原有二本。百卷本已久已放佚，而《纂录》本则历代流传，尚概见于何镗《汉魏丛书》中。……盖此书原纂其录，所以国各为录。”今案宋初修《太平御览》，犹引鸿书。而《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陈马三家书目俱无《十六国春秋》。龚颍《运历图》载前凉张寔以下皆改元，晁氏谓：“不知所据，或云出崔鸿《十六国春秋》。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是鸿书之亡已久。《汉魏丛书》之十六卷本既同于《通鉴考异》所引，当非明人伪作，且见于《崇文总目》，曰《十六国春秋略》，必是宋以前流传之鸿书节本，汤氏以为即《隋志》之《十六国春秋纂录》，是也。今取《纂录》与唐修《晋书·载记》校，《载记》采鸿书之迹显然明白。《载记》中复有直录崔书，未暇修改，以致不合者，亦可为证。如《晋书》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十七史商榷》五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时，何云与晋穆帝请分天下？穆字误。”今案《魏书》九六《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此穆帝乃魏穆帝猗卢，《魏书》盖因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文。鸿魏人，其书虽各国自用其纪年，一十六卷《纂录》本如此，盖鸿之旧——犹系魏帝纪年以总摄之，《魏书·鸿传》讥鸿系年之误，即用魏纪年，可以为证。故于魏帝自称谥曰穆帝，谓李雄之使魏为朝贡也。《晋书》亦取崔书，而修史诸臣失于疏忽，于称谓及书法之内外改之不尽，遂若李雄遣使朝贡晋室，后人又误加晋字于穆帝上，使年代史实皆纰缪不可通。王氏谓穆字误者，犹未得其解。又《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追尊后主，以怀民望。”《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民作人。亦可证二者同出一源，唐人避讳故改民为人。更取《纂录》、《载记》与《魏书·十六国传》校，则《纂录》、《载记》所纪之事苟见于《魏书》，其文十九相同。此例甚多，文繁不备举，要足见伯起《十六国传》之本于鸿书也。
抑尤有进者，《纂录》乃节钞本，或未可尽信为鸿书之原面目也。更取唐宋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之片段与《晋书·载记》、《魏书·十六国传》相校，凡《魏书》之事与文异于《载记》者，皆同于鸿书。今试表列之，以便比观。字句偶有出入，则疑引者所易也。
又有见于鸿书，而不见于《载记》者，《魏书》皆有之，亦表列于后。益足证魏收为据鸿书；《晋书·载记》虽采《十六国春秋》，而加删节，且有出乎其外者也。
续 表
《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直言乞伏氏改年永弘（《魏书》改为洪），不称冯弘之字（《魏书》称其字），皆不避献文帝讳。且言魏遣使云云，不称世祖，皆若可疑。然鸿书初未敢出行于外，其后崔光贵重当朝，始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之论。其所以畏人讥议者，岂即以对魏朝不敬慎如此类乎？魏收于鸿书之外，盖亦参稽当时档册，故书虽成于齐朝，而避魏讳处犹仍旧文，未及改易也。
犹有一事，足以证魏收直采鸿书，并改削而不暇者。《魏书》六七《崔鸿传》云：“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为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今考《魏书》兴等传，超泓事未系年月，兴传则明言：“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号年洪始。”非用《十六国春秋》而忘改正之确证耶？
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亦为表之如后，以便观览。
续 表
《隋书·经籍志》：“《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海西公以后皆道鸾所续也。然汤球辑诸书所引孙盛《晋阳秋》有海西以后事，而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复有海西以前事，汤氏谓“皆系引者之误，今欲更正而不能”焉。伯起富于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郄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摭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 【634】
《桓玄传》当本于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等之《玄传》，传中偶有与诸书所引《晋中兴书》合者。如《文选》二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注引何法盛《桓玄录》：“出姑熟，大筑府第。”《魏书》九七《玄传》作：“玄乃镇姑熟，既而大筑府第。”《北堂书钞》一五六《岁时部》四引《晋中兴书》：“旌旗不立，法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日酷寒。”《魏书·玄传》作：“旌旗服章仪式，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北堂书钞》一四○《车部》中引《晋中兴书》：“欲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举之。”《魏书·玄传》作：“又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太平御览》四八六《人事部》一二七引《晋中兴书》：“桓玄闻义军起，斩其二将，志虑窘塞，与臧道士推算数厌胜之术。”《魏书·玄传》作：“及闻二将已殁，志虑荒窘，计无所出，日与巫术道士为厌胜之法。”《魏书》皆有袭何法盛书之迹，然殊琐碎，不甚可考耳。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
李彪等改析《国记》，为纪传表志体，然表志成否史未明言。收前《上十志启》云：“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记不可，附传非宜。……褊心末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似是《国史》本无《志》，故成书独晚，皆收撰录，无所依傍也。
四 《魏书》之体例与书法
《魏书》体例最为后世所讥议者，以东魏为正统也。史书正统之争肇于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不从陈寿帝魏，而以蜀为正统。盖东晋偏安江左，其势有同蜀汉，习氏感念时艰，思藉此有所振发。六朝南北对峙，各以本朝为正统，固毋论已。惟魏分东西，于是北朝之中又自有正统之争。隋得天下，受之于周，周又受之于西魏。故隋文帝始谓收书不当，命人改撰，以正统属诸西魏，欲以明隋所受之正而已。唐高祖受禅于隋，而唐之先世仕于西魏，及周又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抵偏袒北朝，尤右西魏及周。李延寿修《南北史》，《南史·本纪》于魏周隋改元皆书，齐之改元则否。魏周诸帝书崩，而齐帝书殂。高欢宇文泰之薨皆书于《南史》，而泰独不名。《北史·纪》中书法亦右周而左齐，盖当时风习使然也。魏收身仕齐朝，奉敕修史，固非闭门著书不求问世之比。试思处收之时，居收之位，欲斥北齐所承之东魏，而尊宇文泰所拥之西魏，虽直笔如董狐南史，亦知势有所不行矣。后人朝代既隔，不为时势所拘，尊东尊西固可以公意为准。然王应麟尝云：“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 【635】 。钱大昕谓：“此是公论。善见欢所立，宝炬泰所立，强名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后儒必左袒关西，非持平之论。” 【636】 如《太平御览》以北魏后周入皇王部，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钱氏谓：“宋初距唐已远，而犹徇唐人偏党之私，益为无谓。”徇唐人之私而尊周已为无谓，因尊周而必尊西魏，不尤可哂乎？刘知几于《魏书》讥评备至，然其《史通·称谓篇》止论其“僭晋”“岛夷”诸称之任情，不及尊东魏为正统事。能自拔于时人偏私之见，洵有识己。自后之人，能原收之心，设身处地为之计，而谅其所为者，惟清章学诚吴兰修三数人而已。 【637】 古人所谓知人而论世者，信史家之权衡也。
太武帝太子晃未即位而殁，文成帝追尊之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魏书》列于《本纪》，附《太武纪》后。《史通·本纪篇》评之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今考恭宗之所以列于《本纪》，固以其尝监国，知万机。然非伯起破例尊崇之也。元魏一代太子未即位而殁者，追谥为帝，即列为一朝。《魏书》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丕……世祖擢拜羽林郎。……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景明四年薨。”六世谓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也。《魏书》此卷乃后人所补，然四八《高允传》亦云：“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谓太武至孝文，亦并数恭宗为一世。然而此史书之文，更考之当时诏令及碑碣，亦莫不尔。《魏书》五四《高闾传》：“世宗……诏曰：‘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六朝谓太武帝至宣武帝，此当时朝廷文书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跋《大代修华岳庙碑》云：“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于文成，才四世耳。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逾年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故以为世也。”此又当时碑碣记载也。今传世魏墓志皆称之为恭宗景穆皇帝，与即真者无异。当是《魏国史》已列恭宗为一朝而纪之，收仍其旧耳。虽是虚谥，未尝继统，然元魏之制度如此，自不能以后代律之，为伯起病也。《隋书》五八《魏澹传》载澹《魏书》义例，有“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之语，盖昭成帝太子寔追谥献明皇帝，亦与于二十八之数，其事别无可纪，故《魏书》见之于昭成帝三十四年《本纪》，其文曰：“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特书曰“太子献明皇帝讳寔”，其意与晃之立为《本纪》同，知几乃存而不论，何邪？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一四后魏追谥之滥条谓献明帝当在魏澹所称二十八帝之内，是也；然谓献明之薨在平文帝时，《魏书》以其无事可纪，故缺之，则非是。《魏书》明附其事于《昭成纪》，乌得为缺？目录只二十七帝，乃后人不识献明当厕昭成之后，误脱之耳。固不应以目录无之，遂言缺其纪，收于献明景穆本无轩轾也。追尊之二十八帝魏澹谓：“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不当尽称其谥法。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亦同其说。然谥法乃道武所加，固非收为之者，苟纪其事，必如是称，否则有违元氏典制，收焉得而裁抑之乎？
《魏书》于诸帝之被杀者，平文之外，皆不显书。魏澹谓：“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书法条谓《纪》既书平文为桓帝所杀，其他何以不书。今寻绎伯起之意，《本纪》虽不明著，史臣曰下每微露之，弑逆者之传中则明言其事。《魏书·穆帝纪》：“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昭成帝纪》：“三十九年十二月，至云中，帝崩。”今《魏书》一四《六修传》一五《寔君传》收书亡，后人所补，故止言穆帝及昭成帝暴崩，未可据以论收书。然《道武帝纪》：“天赐五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史臣论有“而屯厄有期，祸生非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之语，卷一六《清河王绍传》则详述绍弑逆事。《太武帝纪》：“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史臣论曰：“……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卷九四《宗爱传》则言：“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孝明帝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帝崩于显阳殿。”卷九三《郑俨传》则云：“肃宗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也。”《孝庄帝纪》：“武泰三年十二月甲寅，尔朱兆迁帝于晋阳，甲子，崩于城内三级佛寺。”卷七五《尔朱兆传》纪兆弑逆之事。诸纪前后一例，比合观之，涣然明白。“杀主害君不知名姓”之云，不亦过乎？至平文帝之被杀，所以明书于《本纪》者，以其为桓帝所诛，无所用其忌讳，又当分别观之也。作史有法，而无定法。因时世之不同，未尝不可为变通之计，要在纪事信达，体例划一耳。乌有一成不变之史法，能为异代史家之共同准的者哉！
《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绝等事，至详赡明晰。惟于南朝及十六国使臣之来，一例书朝贡，近似夸仳。然元魏之先本受职于司马氏，故《魏书》犹称西晋诸帝之帝号，记晋怀帝封昭帝禄官为代公，晋愍帝封穆帝猗卢为代王，皆不隐避。《卫操传》载操颂桓穆二帝功德碑文，其中称晋室为“王室”“宸极”，尊晋帝为“晋皇”“天王”，深表二帝之忠于晋朝。《太祖纪》亦不灭初年受制于苻秦之迹。是岂夸大曲笔者所为乎？道武建号而后，始定一尊。于东晋宋齐梁之传皆称岛夷，十六国则目为僭伪，犹沈约《宋书》之称索虏，以当时人纪当时事，固难责其不袭用此等字样也。刘知几谓：“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诸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风土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638】 是误史家所采用一时一地之名称为亘古不变之事实，伯起固无是心，后人亦决不至谓江南为被发文身之地，刘氏之言不近于深文周纳乎？
世皆言《魏书》芜冗，以今考之，殆不尽然也。《魏书》纪事苟纪传中互见，必详略可以相成。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事，《本纪》，任城王澄，广陵王羽，及其他当时大臣传皆有记载，而各详一面。分而观之，可以见各人之建树；合而观之，则一事之首尾完具，当时举朝情势了然。《本纪》如经，只书大事，其详见于列传，不必特书见某传也。然事有可书于《纪》，亦可书于《传》《志》者，乃审度其宜，或书于《纪》，或书于《传》《志》，而注云事具某处语在某处。此例至繁，所以渻于此而详于彼也。至列传之以子孙系父祖，盖因当时谱牒遗逸，故具书支派，因以明高门甲族之源流。观过知仁，收已自言之矣。六朝修史最喜载文，《魏书》亦然，然所载诏令奏议皆关系政治，当时形势往往藉之始显。虽云载文，实同纪事。诏令奏议之外，载诗文者犹有二十六传。如卷二三《卫操传》载操所撰《桓穆二帝功德碑文》，谓：“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卷四八《高允传》载允《征士颂》，谓：“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皆可补史事者也。卷四三《房景先传》载所作《五经疑问》十四则。卷九○《逸士传》载李谧《明堂制度论》及《神士赋歌》。九一《术艺传》载张渊《观象赋》，殷绍《上四序堪舆表》，江式《请撰字书表》，则关系学术之文字也。又有足为鉴戒者，如卷三五《崔浩传》载浩《食经序》。四八《高允传》载允《北伐颂》及《酒训》。五二《宗钦传》载钦《东宫侍臣箴》。五九《高闾传》载闾《至德颂》。六○《程骏传》载骏《庆国颂》十六章。七二《阳固传》载固《演赜赋》。七九《鹿悆传》载悆《劝元子直五言诗》二首。八三《常景传》谓景图古昔可以鉴戒之事，而为之赞，载其文。九二《封卓妻传》载高允赞之之诗八首。皆是其例。又如卷三九《元顺传》载顺《蝇赋》。一九下《元熙传》载《将死别寮吏》及《知友诗》二首，书一通。二一下《彭城王勰传》载勰步行所作诗。三六《李骞传》载骞《释情赋》及赠亲友诗。五二《胡叟传》载叟《示所知诗》。《宗钦传》载钦与高允唱和诗共二十四首。《段承根传》载承根赠敦煌公李宝诗。六○《韩显宗传》载显宗赠李彪五言诗。六五《李谐传》载谐《述身赋》。六九《袁翻传》载翻《思归赋》。七二《阳固传》载固《刺谗疾嬖幸诗》二首。七九《董绍传》载绍《牧马高平诗》。《冯元兴传》载元兴《浮萍诗》。八二《常景传》载景《四贤赞》。斯又文词优美，可藉以想见其身世与为人者，而仄艳轻浮之诗文一无取焉。
《魏书》列传之标题目者，有外戚，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恩幸，阉官，凡十二传。大抵因范晔《后汉书》，易循吏为良吏，逸民为逸士，宦者为阉官。至分独行为孝感节义，分恩幸于阉官，乃收所创。《史记》有《佞幸传》，不列宦者；《汉书》仍佞幸之名，附宦者于其中。《后汉书》兼包二者，而用宦者之名，至收始分为二传。范有《方术传》，收改称术艺，所括远较范氏为广，唐人修《晋书》《隋书》《北史》皆用艺术之名。
《史通·断限篇》讥《魏书》为东晋宋齐梁诸帝及十六国之君立传，谓失断限。然南朝及十六国皆与魏交通，聘贡争战不绝。尽书其事于《本纪》则繁冗失体；如缺不书，则事不完。而《本纪》之外，又无可附丽，故特为立传，详《本纪》之未备。子玄谓魏初服属于晋及秦赵，列之于传为厚颜，则《后汉书》之传更始亦为厚颜乎？刘氏又言：“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今考张氏李氏传屡载朝贡事，李雄且与魏穆帝约分天下，乌得谓为无预？况自史汉以来，皆载外国事于列传，而观其与中国之关系，多不过朝贡已耳，将尽以为无断限耶？《断限篇》又云：“魏刊水运，下列高王。……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今考《魏书》时称齐献武王，以身仕齐朝，不得不尔。高欢之在魏末事功固有足述者，岂可一概不载，待入齐史乎？越次之云，适同无的放矢耳！
范晔《书》有《十志》，而不传。今可考者惟知有《百官志》，见帝后《纪》；有《礼乐志》《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有《五行志》《天文志》，见《蔡邕传》。收书亦《十志》，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八者皆前史所有，惟易天文曰天象，地理曰地形，刑法曰刑罚，五行曰灵征耳。范氏兼有礼乐舆服，沈约《宋书》讥评其失，并为《礼志》，收盖师约之意。范氏《后汉书》及刘彪《续汉书》皆有《百官志》，收以魏初部落之众，最重族姓；其后孝文改代姓从华俗，又多纷扰，故因时制宜，合官与氏而并志之。《释老志》之作尤为卓见。考《魏书》七二《阳尼传》云：“奏佛道宜在史录。”是伯起之前已有人创议矣。后人之诟《释老志》，皆出于儒家排抵佛老异端之心，其言每固陋可哂，如《史通·书志篇》及皮日休《文薮》八《题后魏〈释老志〉》一文，其著者也。既不从修史着眼，宜收之真知灼见不为此辈所解矣！《魏书》以前，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夷蛮传》。然其时佛教未盛，犹可说也。魏收以后，佛教日盛行，修史者犹不肯为立志。《晋书》以之入《艺术传》，《唐书》以降入《方伎传》。皆勉强比附，终属未安。至近世柯邵忞修《新元史》，始毅然仿《魏书》立《释老志》焉。
《天象志》但纪魏朝象变，与前史兼载亘古不变之天象星体者异，《史通·书志篇》以为合乎事宜。《地形志》分并建置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因收书以东魏为正统，志之体例亦必尔，故取东魏末年为准。惟第三卷以下雍秦诸州地入西魏，收犹综载，以致脱失踳驳，与前文不一其例，则求全之毁也。
《魏书·纪》后次之以传，而志附于末，亦宗范氏，《史通·编次编》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也。其列传之类列与次第亦有可得而言者。后妃为列传之首，宗室次之。此后诸传大抵以年代为次。卷二三乃太祖以前之重臣。卷二四太祖时文臣之定制度及以政事才学显者。卷二五至二七太祖太宗时大将。卷二八太祖之将，有忠勤征伐之效，而卒被诛灭者。卷二九至三一以武功事太祖至高宗四朝者。卷三二至三三皆长于政事学术诸臣，自慕容氏来归者。卷三四太宗世祖忠勤谨愿之近臣。卷三五至三六为崔浩李顺，太宗世祖两朝之大臣。卷三七至三八皆晋臣避刘裕而奔姚兴，复自姚氏来归者。卷三九至四二皆其父若祖尝领部落，据一方，破灭而来归命者。卷四三乃来降之宋臣。卷四四皆代人，先世尝领部落，为国附臣者。卷四五为北方高门旧族，能不殒其名者。卷四六为世祖高宗朝以嫌疑被诛诸臣。卷四七至四九卢玄，高允，李灵，崔鉴，世祖至显祖时之儒臣也。鉴父绰虽位止功曹，世祖时与玄允灵等并被征，故收牵连传之。其后为卢斐所讼，乃改以鉴为传首，而附绰于鉴传中，类传之意遂晦矣！卷五○至五一高祖时大将，功成事立者。卷五二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之士，自赫连氏沮渠氏来归者。卷五三至六五世祖至高祖时之儒臣及方镇。卷六六至七三世宗肃宗两朝文武重臣。卷七四尔朱荣，七五尔朱氏子姓。卷七六卢同张烈，佞臣之党于元义者。卷七八至八二则东魏末之文臣，中惟八○卷乃东魏末诸将之叛亡者。诸人子孙皆附见其传，苟别有可见，则别为立传，如《崔玄伯传》在二四，而子浩在三五；《于栗 传》在三一，而于劲在八三《外戚传》；《崔逞传》在三二，而崔彧在九一《术艺传》；《李宝传》在三九，而子冲在五三；《郦范传》在四二，而子道元在八九《酷吏传》；《卢玄传》在四七，而卢仲宣在八五《文苑传》；《邢伟邢 传》在六五，而子昕及臧传皆在《文苑传》；《裴延 传》在六九，而子伯茂亦在《文苑传》。
以下则列传之标题目者，外戚为首，儒林文苑孝感节义次之，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又次之，恩幸阉官终焉。叙次厘然得当。《史记》之叙次为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汉书》则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后汉书》：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然《史记》厕《大宛传》于酷吏游侠之间，《汉书》厕匈奴西南夷西域诸传于佞幸外戚之间，盖史汉标目之传本非与散传别为一类，凡列于一传者，即有所同然，以见一时一地之风势。故未尝措意于其次叙，标目者亦不尽居后也。范氏《后汉书》始若注意于汇传之次叙，然以列女居宦者后，窃未见其可，《魏书》升列女于恩幸阉官之前，足正范氏之失，故李延寿《北史》悉依其次焉。继以南朝及十六国等，而以序传为殿。惟十六国之次与《十六国春秋纂录》，《晋书·载记》皆不同，未审其义所在耳。《志》之次序则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较之《史记》《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及《宋书》之书志叙次，杂乱无理致者，不远为整齐近理耶？
收书本有《序例》，惜已亡佚，故其书法用意多不可晓。《史通·序例篇》谓“魏收作例，全取蔚宗”。《题目篇》又谓《魏书》题卷因袭范氏：“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魏收因之，则又甚矣。”今案题卷具书名姓为便寻检，固远胜旧史之只书姓氏，不翻传文，则不识何人也。知几之论无乃吹求，然亦足为伯起师法蔚宗之一证。更观《魏书》传志标目及纪传之次序，亦多合乎范氏，知伯起确尝取则于蔚宗也。然子玄《序例》全取蔚宗之言则不然。《后汉书·光武纪》：“进屠唐子乡。”章怀注：“例曰，多所诛杀曰屠。”《安帝纪》：“元初三年春正月，东平陆上言木连理。”注：“《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范例之可见者只此二条。今考《魏书·灵征志》， 【639】 自世祖神 元年至静帝武定六年，盛书甘露降于某地，或书某地上言甘露降。同在世宗之世，景明三年永平元年延昌二年皆书甘露降于某地，而延昌三年又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同在武定六年，而三月书：“甘露降于京师。”四月书：“太山郡上言甘露降。”同在齐州，而延昌二年书：“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三年即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其言某地木连理，与某地上言木连理者，参差错杂，亦复相同，盖初无意义也。范氏谓安帝以后王道缺，故概书上言，取安帝为断。收如用其例，亦当定一区划，乃参差至此，岂王道忽然有盛衰，抑收能辨甘露连理之虚实与否，而分别书之也？子玄之诬，不待辨而明矣！
五 《魏书》之事实与论断
《魏书》修成去东魏之亡仅五年耳，时世既近，恩怨未泯，列传诸人子孙犹有存者。收为人褊急骄矜，每以修史睥睨侪辈，谓：“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书始出即有人议其不平。《北史》本传：“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盖诸家子孙习闻收之为人，以为其修史也必颠倒是非，任情褒贬，齐主既令共加讨论，遂纷然杂至，竞相徼幸，其家世不载于《魏书》者，欲求载之；已载录者，更欲褒美，是皆狃于文宣之命，而逞一己之私见者也。观于投诉之百余人，收能一一随状答之，则曲直孰在可知。然文宣“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投牒”。即以南董修史，若与所传之人子孙论之，亦未必能惬其意。盖人各有阿私，固非南董之不能直笔也。况时人于收先存偏见乎？“于是众口 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
《魏书·卢同附族祖玄传》后，据收本传，同子斐讼之云：“臣父仕魏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道义可嘉，所以合传。”齐文宣帝曰：“乡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至武成时遂改为卢同立传，崔绰附见子鉴传中。今考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戮，为时论所非。卷一九《元顺传》亦言其能结纳要势，故传中谓同“善于处世”，史臣论中又云“卷舒兼济，……趋舍深沉，俱至显达。雅道正路，其殆病诸”，皆隐约见意。卢斐“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之云，抑何忝不知耻也？崔绰世祖时被征，高允《征士颂》虽为人作赞，然允固道义之士，又与绰同征，其言自非溢美。且世祖诏文亦谓绰等“贤 之曹，冠冕州邦”，乌可以官之高下论当传与否乎？崔绰既附鉴传，于是卢玄高允李灵崔绰传相牵连之意不著，而卢同与张烈合传，皆附元义者，厕于尔朱氏子姓传后，犹足窥收之用心。卢斐已死狱中，盖不及见。卢斐在《北齐书》四十七《酷吏传》，虽以强断知，然不近人情。其讼收也，盖亦出于傲慢争胜之见，初无凭据也。
《北史·收传》谓《魏书》“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北齐书》三五《李构传》谓《魏书》以“李平为陈留人，云其家贫贱”。故李庶与卢斐同讼收书失实。今考《魏书》六五《李平传》称“顿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长子”，未尝言陈留人。且平彭城王子，例降袭公，尝被诬除名，后又封武邑郡开国公。传皆著其事，是魏室之世家贵族也，收焉得谓之贫贱邪？不惟此也，李平生奖谐邕三子；奖生构及训；谐生嶽及庶；七人皆附于平传。平传称其“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居丧以孝称。……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民怀之。……行河南尹，权贵惮之。……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平自在度支，至于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处机密十有余年，有献替之称”。奖传称其“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为元灏所害，其故吏宋游道上书理之。传载其书，有“自少及长，忠孝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誉”诸语。谐传亦谓其“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辨，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并载所著《述身赋》，于其使梁之才辨述之尤详。构训诸人则以入齐犹存，故止著其魏末所官而已。通篇俱无贬词，而于奖谐之曾事元灏亦不为隐讳，皆近实录。知收于李氏不惟未尝诬之，抑且毫无恩怨，秉笔直书也。李庶之讼诚不知其故，或以收尝戏谑之乎？或谓平传乃收被讼后所改易，然《北史·收传》于《魏书》之改易处一一著出，而不及此，知庶讼之无据，平传自是收书原本也。
本传纪《史》出之后与卢斐李庶同谤之者，犹有王松年。《北齐书·李构传》云：“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琼不善事。”故王松年讼之。然考《魏书》三八《慧龙传》，颇著其功绩，殊无轻之之意。史臣论谓其“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且检《魏书》言“自云”之例甚多，盖谱牒亡佚难稽，如此所以志谨慎，非有所轻蔑也。如卷四六《窦瑾传》：“自云汉司空融之后。”而传中谓瑾清约冲素，忧勤王事。又五二《段承根传》：“自云汉太尉颎九世孙也。”传中谓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然犹载其诗七首。五八《杨播传》：“自云恒农华阴人也。”传中载播一家事无间言，又于史臣论中推崇备至。六○《韩麒麟传》：“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传中言其清贫自守，政绩甚佳。六一《孟表传》：“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传亦纪其成绩。七九《刘道斌传》：“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传亦称其政绩之善。又《张熠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传亦言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八八《窦瑷传》：“自言本扶风平陵人。”然传中亟称其牧民循良。九四《抱嶷传》：“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莫得而知也。”传中谓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然天性酷薄，简于接礼。综诸传观之，凡言“自云”者皆与其人之事迹善恶无与，由是知言慧龙自云太原人非有意轻侮矣！慧龙子琼传称其骨骾，不畏刘腾，然乖癖不近情，传中亦录之。松年为其祖耻，遂谓言琼不善耳。此皆当时诸家子孙讼收之最著者，故史载之，而稽核其情，皆属无理。自余收已随状答之者，将益不足据矣。《北齐书·卢斐传》：“斐后以谤史与李庶俱病，鞭死狱中。”《李构传》：“庶……髠头，鞭二百，……死于临漳狱中。”又《王松年传》：“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罚，岁余得免。”此外讥议收史之获罪者，《北史·收传》：“卢思道亦抵罪。”《北齐书》四二《卢潜传》言潜于天保初坐讥议《魏书》被禁止。苟所讼是实，诸人不惟言不得申，反至获罪，当时人之归罪于收益不知纪极矣！赵瓯北以为《魏书》所以录诸家子孙并附于传者，以传中诸人后裔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 【640】 。以余观之，收特不与周旋，故非毁者咸投牒诉之；使收果能尽人而惬其意，岂复有百余人讼之哉！
《北史·收传》又云：“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今案《魏书·固传》纪固事母至孝，勇敢善战，而于中尉王显之侈靡贪黩，颇以正言规谏。汝南王悦为太尉，轻肆挝挞，固亦切谏，是岂贪虐者所能为乎？李延寿于收传既云《魏书》失实，而于《固传》又全因《魏书》。收谓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 ”。《北史》亦全袭其文，惟删去《魏书》“出为试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一节耳，岂非自相矛盾？延寿苟自信收传所言是实，何以只删去固守北平事，而不明书在北平为政贪虐，为李平劾免邪？《北史·平传》亦绝不之及也。且考《北史·收传》，魏末未尝官太常少卿，其时休之位不在收上，收之修国史乃崔暹言之于高澄，《北史》谓得休之助者，不知何据。
《北史·收传》及《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谓尔朱文略大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今阅《魏书》七四荣传，颇载诏疏，乃收书体例本尔，非特爱于荣。赵瓯北谓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是收舞文，则周纳之词也。且荣传于举兵弑君诸大端莫不书之，而河阴诛朝臣之惨酷，铸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遗漏，此尚为美传乎？其论云：“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沈泛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乃后人断章取义，如《史通·论赞篇》之比，谓收受荣子之金而拟荣于伊霍，全失史家抑扬之意，不亦疏乎？自来作史之人每难逃于诬蔑，得金受米，固已有先例矣。
《北史》复云：“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尤牵强不通，《四库提要》辨之曰：“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以上前人论收书失实之诬也。更取它纪传与《北史》相较，则《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 【641】 固是延寿年代稍晚，文献难征，然《南史》与宋齐诸书颇有出入，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而《北史》之删削翻有过简，致令史事不明者焉。 【642】 更以宋齐诸史本纪核《魏书》诸帝传，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惟十六国君列传稍嫌琐碎耳，岂崔鸿书本如是邪？有魏一代修国史者类有学识，能直笔，收书大半本于国史，故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后人忽于收书所本，漫以为全书出收手，故妄加疑惑，吹求不已也。
六 结 语
隋文帝不善魏收之书，诏魏澹别成《魏史》，以西魏为正统。澹于是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隋书》五八《澹传》谓其书法义例与收多所不同。又五七《薛道衡传》谓其从子德音佐澹修《魏史》；《史通·正史篇》又云：“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而《北齐书》《北史》《颜之推传》，《隋书》《北史》《辛德源传》俱不载此事。炀帝即位，又诏杨素与潘徽、陆从典、褚亮、欧阳询等撰《魏书》，会素卒而止。 【643】 至唐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 【644】 ，张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 【645】 ，元行冲撰《魏典》三十卷， 【646】 裴安时撰《元魏书》三十卷。 【647】 今其书皆佚，惟澹书《太宗纪》一卷太素书《天象志》二卷存。《史通·杂说篇》谓澹之于收以暴易暴，而未举其故。《北史》纪魏事及后世引《魏书》偶有出收书之外者，学者每以为取诸魏澹之史，然亦无确据。如《四库提要》谓《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符合，然增多数语。因疑《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者，或是补缀者取澹书而有节损。今案《御览》引史每以意删削，至有整年割去者，故不足凭以定其为澹书与否。《北史》纪传全出收书，是《太宗纪》亦系魏收之旧，今取以校今本《魏书》中号为澹书之《太宗纪》，虽互有出入，皆极细微末节，无关宏旨，而同出一源之迹至为显著。《御览》有较《魏书·太宗纪》增多处，《北史》亦有之，盖澹书与《北史》同为采摘收书，取舍虽小异，大体固不能与收书相远，此《北史·太宗纪》与今《魏书·太宗纪》除史臣论外之所以多相近也。《御览》盖取《北史》而有删节。又尝以《通志》所载后魏纪传校《魏书》及《北史》，知亦全据《北史》，《御览》当复相同，《提要》之云疑未碻也。
赵瓯北谓魏收修史在北齐时，魏朝载籍俱在，故其书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事实则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今案其言甚是，然每当新史修成，所根据史料往往自然湮灭，收书亦不外斯例，固不必尽焚旧史也。卢张诸家犹在澹后，其书盖亦本诸魏收，惟不如《北史》之删繁就简耳。由是知魏澹以下书皆亡，而收书独存者，固其书确能树立，前人评论未得其实；亦以其网罗事迹远较详备，势有所不能废，即在唐朝，“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 【648】 也。
虽然，收书亦非全无疵瑕也。因以东魏为主，于是每多挂漏，《地形志》其尤著者耳。既备纪传志，而不立表。后世每患列传叙录子孙之芜冗，若列为表，则卷帙省矣。收仕齐朝，故书中于高欢事不无溢美，此不能为之回护者。六朝修史多文胜于质，收书亦颇多粉饰浮词，失魏初质直之实，如《史通·浮词篇》所讥是也。又颇喜录轮回报应之事，如卷二一《彭城王勰传》、三五《崔浩传》、六二《李彪传》、六四《郭祚传》、《张始均传》、七三《奚康生传》皆是，盖当时佛教盛行，有以致之。《释老志》史书所应立，而昔人攻之最烈；神怪报应史家所不宜言，而自来评收书者何惧不之及也？
伯起之书昔贤诋毁者众，而钻研者少。除诸家考史笔记外，专治《魏书》者惟温日鉴曾为《魏书地形志校录》，惜启发无多。张穆撰《魏延昌地形志》，闻有稿本传世，未得见也。近世陈毅氏撰《魏书官氏志疏证》，虽有氏无官，而旁通曲证，足为佛助功臣。姚薇元氏因之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 【649】 ，亦足为读《魏书·官氏志》者之参考。谷霁光氏有《补魏书兵志》，未刊。 【650】 有《〈魏书〉源流考》，美国James R. Ware氏有“Notes on the History of Wei Shu”（《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25, No. 1）。二文皆仅敷陈魏收修史经过，于其书之取材犹未能详加辨析，惟知多本《魏国史》而已。源流考间为伯起剖白，然殊简略，不能探本穷源，以辨驳昔人之加于伯起者，而折服之也。李延寿《北史·收传》虽未尽当，论乃颇得其平，今录之以终吾文：“伯起少颇疏放，不拘行检。及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悦，不平之议，见于斯矣。”
（载《燕京学报》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