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分内外两编，内编第一章魏晋时代，第二章东晋五胡时代，第三章南北朝时代——南朝，第四章南北朝时代——北朝。外编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第三章北朝之文明。每章分若干节，每节内又有子目。自序说：“内编主于究权力之移动，外编专记人文化成之迹。”换句话说，就是内编是政治史，外篇是文化史。这样分割本是很勉强的，但为叙述或驾驭材料的方便起见，也不必厚非。全书断始于东汉宦者之害，终于北周之亡。内编第四章末尾说：“李延寿北史中包括隋朝事迹，我却认为隋朝乃扬大唐帝国之先声者，隋唐的历史自当另起炉灶。”这是很合理的断限。从政治上讲，隋朝统一了南北，不能单把它归到北朝。再说文化方面，如隋朝的开始融合南北派经学，如因炀帝的武功而输入东北西方外族的文物，都与北朝迥异其趣，而开唐之先河。自然该留着与唐代相提并论，不能包含在魏晋南北朝史中。
此书内外编所收叙述的对象不同，著者所根据的资料亦复不同。内篇注重政治方面，以《资治通鉴》为骨干，间或参考八书二史，采拮比附。书中常常也著明某段的叙述全本于《通鉴》。《通鉴》本是一部极好的政治史，去取之间既然经过考证，可以信据，而文字也明畅生动，当得起“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八字。所以此书的内篇大致无可评隲。冈崎氏的文章很流畅，征引文字简短的照录原文，如果冗长或稍稍费解，他便用日文意译。既然是普通的叙·述，而非考证，这办法对于东邦的读者反倒相宜吧。外篇注重制度文物和学术思想。前者虽然有通典通考和各史的志，但并不能完全抄录，许多地方还待整理和补充，至于学术思想更没有成书可以依据了。因此，外篇大抵是著者综合旧有史料研究的结果，也许可以说是此书精彩所在。这三章之中，以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为佳，而其中尤以第一章后汉之经书主义第三节，与第二章江域被化小记等三节最好，曾在《支那学》上发表过。
今略读全书一过，将个人认为可以商榷者，试举几点于下：内篇第四章第三节——北魏之全盛——说：“魏世祖统一北方，对高车柔然大加压迫，伸长其威力于北狄。同时为完固北边的边防，而试设六镇。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从杨图看来，大体散在察哈尔绥远境内。”（页三五一）案清沈垚有六镇释，载《落帆楼文集》卷一，考定北魏六镇为沃野，怀朔，武州，抚冥，柔玄，怀荒。除了抚冥镇之外，都指实后代地望，其说精湛不易。不知著者何以未曾参考？其所据或是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的《北魏地形志图》，但杨图兼引顾氏《方舆纪要》和《元和郡县志》两说，并未决定六镇的镇名，著者之言未免失于武断。同节又说：“但是六镇何时成立，史无明文。太宗时始在北边筑长城，想象起来，那时大约已经驻军于要害地带。世祖初伐柔然，大多数的降人都配置在六镇，当时六镇想已存在。”（页三五二）北魏设镇始于何时史书虽无明文，但《魏书太武五王传》广阳王深上书说：“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皇始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年号。北魏重要的镇都在北边和西北边，广阳王深所谓皇始时的“作镇”虽然没有说明方向，但六镇定在其中。《周书·杨忠传》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武川是六镇之一，所谓魏初，自是皇始前后了。至于六镇这两字，则最早见于《魏书·显祖太安五年纪》，自然不能据以推断六镇的成立时代。总之，六镇是北魏诸镇中较先成立的，可无疑问，而北魏的设镇在太祖皇始时，下距太宗即位约十二三年。虽然不能积极地证明六镇成立的年代，消极地却可以推翻著者“起于太宗或世祖时”毫无根据地判断。
外篇第二章第三节——南朝治下的江南一般经济状况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叙述乡里制度和赋税的关系，追溯到汉代的乡里制。在引用《续汉书·百官志》以后，著者便说：
依照它的本注以五家为伍的组织为单位，进而为什，为里，里是由百户所组成。沈约《宋书·百官志》记载制汉，（原文如此）以为里是百家的组合，十里为亭，亭千家，乡万家。《后汉书》不像沈约所述那样明了，但推本注之意，当和沈氏相同。以户数为根据的乡村制度本是《周礼》、《管子》等书所主张，我的意思，至少前汉的制度与此大异其趣。自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组织也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原文作“见于前汉书志”，误）此处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据《汉官仪》，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以里为里数之里。……亭是聚集十个里，而主其治安诉讼的机关，里的意思等于部落。总统这十个部落的亭的配置，大约是依里数来定。所以一个里内，它的户数固没有一律的必要。汉朝大体以自然发生的部落为基础，更统括以亭乡的制度。……自治制度崩溃以后，乡官的权力渐微。所以《通典》所载晋制每县五百户以上为乡，率百户置里吏。这是以户数为标准的乡村新组织，《续汉书·百官志》（原文作《后汉书》，误）本注百家为里的话，恐怕是以晋制拟汉而言。沈约根据百家为里的单位，算出乡亭的户数，认作汉制，于是更推广司马彪（原文作范晔，误）的错误了。（页五七九至五八一）
今案冈崎氏主张汉代不以百家为里，这话是对的。班固的百官公卿表上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并不曾说明若干户为一里。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说：“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监察。”据百官志总序：“世祖节约之制宣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刘昭注云：“故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一里百家之说见于本注，可见是司马彪的话，而不是后汉官簿所旧有。梁沈约《宋书·百官志》里说：“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这才把百官公卿表与百官制混合，认定司马彪本注所说为汉制。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同，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作注脚。以为汉代每百家为一里。然而我们看百官公卿表：“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应劭《汉官仪》卫宏《汉旧仪》（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都有同样的记载。一县户数最多到若何程度，现在不可考，《续汉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知道大县户数能达四五万，小县只有数百。再拿《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每郡县数（续志称城，与县同）和户数平均分配一下，每县户数大抵远在万户以下。如果依照司马彪、沈约的说法，百家为里，千家为亭，万家为乡。那么，十分之八的县都已经不能统乡，而乡本身却足以独立为县。即使说只有大县才统乡，但汉代这种乡里制度本意在求“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魏孝文帝立三长诏语）一乡的户数如果这样多，早已有尾大不掉之患，全失去“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的意义了。《周礼》、《管子》等书所载乡官制度都是理想，未必见于实行，姑且不论。但晋以后的乡里自治制度怎样呢？据《通典·职官典乡官门》所载，晋县五百户以上置一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试取《晋书·地理志》每郡下所记县数和户数平均分配，每县户数什九在一万之下。万户以上的县既不多，县置四乡，每乡所统户虽在二千五百以外，但必不能超过很多。唐朝则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一乡也只五百户。北魏的三长制据《魏书·食货志》说：“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所统仅仅一百二十五家。可见后代凡是实行过的乡里自治制度——且不论实行的久暂，因为没关系——都在县的管辖之下，最大的单位也绝对没有到万户的！沈约在百官志中记载他所谓的汉制之后，便说：“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南齐书·百官志》和《隋书·百官志》所载梁陈制度，都没有乡官，可见南朝乡里自治制度本极废弛。因为东晋时中原人士渡江，侨置州郡县，地方制度呈一种变态，于是不能行承平时代的乡里制度。桓温行土断而不成，宋高祖再行土断，虽然成功，但积习难反，两汉西晋的乡里制终不能恢复了。沈约也许受了司马彪的骗，相信汉代确有百户为里的制度存在；但他还知道，刘宋时代这制度绝不曾施行。他之所以组织司马彪的话记在百官志中者，不过是以备一格，自己已经声明“无定制”了。所以，我认为《续汉书·百官志》本注和《宋书·百官志》百户为里的解释，不但绝非两汉的制度，刘宋时也未尝实行，止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理想而已。冈崎氏也反对汉制之说，但没有举出证据，故为推论补充之如此。但他还相信百户为里那一套乡里自治制度实行于刘宋时代，便错误了。
冈崎氏既不从《续汉志》和《宋书》的说法，于是有一个新意见。他主张百官公卿表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将十里一亭的里字解作距离的里，以为亭的配置是依照里数来决定。据我的意见，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是对的，而解十里一亭的里为距离则难成立。第一，两汉以前理想的乡里自治制度和两汉以后实施的乡里自治制度，无一不是用户数作单位，从无用地域距离来划分的。乡官的制度所求由小至大，由近达远。假如亭的分配按照里数远近，同一县境内户口的分配自有疏密，也许第一个一里地中有几百户，而第二个十里地中，只有几十户，这就太不平均了，怎样能实现自治的功效呢？第二，一县所统土地往往犬牙相错，参差不齐，绝非一律地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即使百官表十里一亭的里指距离而言，必须说大率方十里一亭，如同后面说县大率方百里一样，才可以计算。现在百官志既不说方若干里，又没有其他限制，若把这里字解成距离的里，便无从计算和分配了。冈崎氏唯一的根据是应劭《汉官仪》：“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卫宏《汉旧仪》文同。（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文义不甚可解，《史记留侯世家索隐》索引《汉旧仪》“邮间”作“邮人居间”，意义也不可晓。我认为汉官仪十里一亭的亭，与在百官表十里一亭的亭是截然两事。百官表的亭是乡里制度的单位之一，亭长和有秩，三老，啬夫，游徼等相同，是掌地方教化与治安的。《后汉书·刘玄传》：“资亭长贼捕（疑当作捕贼）之用。”章怀注：“汉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长，捕贼掾专捕盗贼也。”《后汉书·虞延传》：“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纵，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后汉书·逸民传逢萌传》：“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汉官仪：“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汉旧仪文同）都指乡官的亭长而言。它的职守不但是治安，还兼及教化，《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传》：“选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是一个好例。至于汉官仪的十里一亭，里字确指距离而言。但这里所谓的亭是交通制度上的亭，大约设在交通要道上，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和置于县治的传舍相联络，所以方便行旅。《汉书·高祖纪》：“为泗上亭长。”师古注：“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亭留行旅宿舍之馆。”其余如项羽传：“欲渡乌江，乌江亭长 船待。”《后汉书·赵孝传》：“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当过，以有长老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后汉书·独行传王忳传》：“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行客，不可宿也。忳……即入亭止宿。……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楼下游徼者也。”《说文》“亭，民所安足也，亭有楼。”与《王忳传》合。《释名》也说：“亭，停也，人所集中也。”郑康成注《周礼》三十里有宿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都是说交通制度上的亭。还有几段更有力的证据，《后汉书·卫飒传》：“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魏志·张鲁传》：“诸祭烟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以亭和传舍，又以亭传和邮驿对举，可是一系统中的不同单位，与乡里制度的亭迥异。《汉书·循吏传黄霸传》：“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师古注：“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明明邮亭和乡官两事，邮亭不在乡官制度中，而乡里制度中又自有其亭也。颜师古分辨得很清楚，冈崎氏徒然因为都是十里一亭，于是勉强牵合了。其实汉代亭字的用途非常泛滥，乡亭邮亭之外，又引申为边塞烽候要地之称，如《史记·大宛传》：“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食货志》：“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匈奴传：“行攻塞外亭障。”而《汉书·王霜传》：“巩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而卫宏《汉旧仪》：“长安城……十二城门，……百二十亭。”应劭《汉官仪》：“洛阳……十二门皆有亭”。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洛阳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一城门，门一亭。”（俱见孙星衍校集本）这又与乡亭邮亭亭障不同了。
复次，我为什么主张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呢？有两个理由。第一，百官表和续汉百官志——即后汉官薄——都不曾明说若干户为一里。百官表记乡官组织清晰，里是乡里制度的最低单位，如果有一定的户数，绝不容忽略不言。再看两汉以前书中，除去《周礼》《管子》一类后人伪托以表现其政治思想者外，凡是讲到里的，都仅有邑或居的意思，看不出一里中有一定户数的痕迹。汉人如毛公传《诗》，康成注《礼》，以及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等，解释一里的户数互不相同。许君说文每用当代制度说字，并非尽是本义，但里字下也只说“居也”而已。古时的里犹之后代的街或巷，一条巷里自然不能限制它有一定的户数。不但先秦为然，汉代亦复如是。所以诸家注经不一其说，都不外是猜测之词，而百官表中因为没有定数，也就不提了。还有第二个证据，百官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我以为这一段的意思是：一县土地大抵方百里，但也有出入。如果这地方人口密，方百里内却远超万户以上”——即大县的户数，便分割其土地，使它的户数不至超过一县所应有。于是变成方九十里八十里，甚至于六七十里了。如果这县户口稀少，它的属地顶多也只方百里，听它旷着，而不扩充此县的土地。这是兼顾户口和土地两方面，折衷调和而定的制度。所谓“乡亭亦如之”者，每里户口本不相同，大率是十里一亭，假如五里的户数已经相当于普通的十里时，这五里便成为一亭。同样，五亭或六亭的户数相当普通十亭时，这五亭或六亭便为一乡，所以百官表说“县大率方百里”，“大率十里一亭”，大率者，可上可下之词也。前人注《汉书》，对于这一切似乎都忽略过去，我觉得字面虽单简，若不注意“大率”二字，便很费解。除了上述的解释外，不易有更适当的说法，而上面的解释恰恰能支持里亭无一定户数之说。《续汉书·百官志》上载乡有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长，里有里魁；并不说若干里为亭，若干亭为乡；也可以做一个消极的证据——里中无一定户数，因之亭不统一定里数，乡也不统一定亭数。《宋书》删去大率二字，一律十进，便谬以千里了。至于里亭乡普通所包括的户数究竟若干，不可得知。刘昭《续汉志》注引汉官：“乡户五千，则置有秩。”依此数推算，每亭当五百户，每里当五十户，也许这就是汉代里亭所统的大率么？
以上仅就本书内容所摘出的几点加以商榷，至于著者在史料的认识和解读方面，有些地方似乎也不完全正确。例如上举外编第二章第三节引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径称为《后汉书·百官志》；页五七九、五八○、五八一凡四次提到这段记载，竟称范晔以为如何（页五八一作班晔、班字乃误植）。页四四一，引《五行志》，也称《后汉书》以及范晔的解释云云。其实后人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志》羼入范书纪传后面，自从明监本把《志》置于《纪》之后《传》之前，并不载司马氏姓名，于是有人误会为范氏原书了。然而这是普通常识，著者何以如此疏忽？误解史料的地方更多。例如页三五五：“又依照高闾的意见，使太宗时所计划筑长城之说复活，互六镇仓体施以种种防御工事，于是北边防备次第完成。”《魏书》五十四载“高闾上表陈边备，孝文帝：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并不曾说用了他的建议筑长城。《本纪》中也未载其事。页三六八：韩显宗对高祖说：“从来中书监，中（此字误衍）秘书监等掌诏命的职分都用膏腴子弟，那么，现在作中书监秘书监的人的子息将来果能堪其任么？”高祖说“如有特别人材，自当不拘门第来拔擢！”韩显宗的两句问话逻辑上没有因果关系，似乎第一句可以不说，再检原文，便知由于著者的误解，《魏书》六十《韩显宗传》：“显宗进曰：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者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韩显宗意在反对高祖只用膏腴子弟，所以说：“如果一定要中书秘书的监和令的儿子才能作秘书郎，那么，试看近来作监令的人们的儿子能够胜任么？”意思是用眼前的事实——中秘书监令的儿子之不成材，来喻膏腴子弟之不尽可用。著者误会譬喻为事实，而对显宗所举的几个官名似乎也不甚了然，结果所引证的这段史料便不可解。页四一三至四一四记北齐后主纬的昏乱，说是据北齐史，其实北史无其文，乃是根据《北齐书》八《后主纪》。页四一三说他：“然而锐于感情，发怒的时节，虽朝廷大官也不得仰视。”但《北齐书》原文是：“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后主纬的性情固然很乖奇，著者用“锐于感情”四个字来概括这一段，真有点莫知所云了！页四三五迻译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作一具棺木要费千万人的劳力，棺重万斤，还从洛阳远远搬运到满洲，甘肃敦煌地方，用费莫大。”试看原文：“重只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兢用之。”两者相去何其太远？页六六四：“《魏书·赵柔传》记他从甘肃的金城赴代都，有人赠以金铢（珠之误植）一贯，其值数百缣。”按《魏书》五十二《柔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著者误遗失的遗为赠遗。页六七三说北魏高祖太和二年有悉使工商杂伎赴农，令诸州课民种菜之诏，据《魏书·本纪》，此诏之下在延興二年。
地图是读历史所不可少的，尤其十六国与南北朝时代，各种族和各国家势力的兴灭，疆域的伸缩，如果想了解得清楚，非有地图不可。即使是极简单的，也胜似没有，而此书竟付缺如，外编中有许多地方也嫌疏略，譬如页五七二讲南朝的经济和交通，拈出“埭”与“桁”两个字，仅仅引其端绪，未能尽量阐发。页六六一至六七九讲北魏的政术，抽象的议论太多，对于北魏法制几种特别当注意的，如刑法和刑官，均田制，三长制等，所述说都嫌不足。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和艺术，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所由表见，更不容不提一字。
校对太不精密，也是此书一大遗憾。普通的字尚不要紧，历史上的专名若有误植，往往遗误不小。苻秦的苻字都从竹作符， 人李氏的 都误为宾。页一三二陇西误作胧；页一八七江统的江误作王；页二○二姚弋仲都误为戈冲；页三四四姑臧都误作藏；页三五三和三五四北魏显祖都误作显宗；页四二○，四二一尉遲迥都误作回；页四六八，四七一，四七三鱼豢都误作拳；页五六七丹阳都误作杨。以上大抵全书皆错，偶尔印错的益发更仆难数。页六六四记赵郡当葛荣乱时“米栗之价至数缣”，检《魏书》五十七《崔孝讳传》，才知米栗是“斗粟”之误。尤其可怪者，除页五，页三十五等仅有的几处外，全书十多处引赵翼的话都误作张翼，著者自序页二亦然，这怕不是手民所当负责的了。
1935年11月20日写竟于燕京大学图书馆
（原载《大公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