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 【1】 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 【2】 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 【3】 ，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 【5】 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整个讲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 【6】 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二二七年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和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目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局面。在有一条教令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7】 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供应。 【8】 诸葛亮这一道教令是在什么时期何种情况下所颁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国家财政完全倚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封建统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但诸葛亮的巩固统治本身还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对于曹魏的历次战争，正是这样一个政策的延长。对于曹魏政权，诸葛亮一贯采取敌视态度，联吴目的即是为了抗曹。曹氏从张鲁夺得汉中后，一度威胁了益州。219年定军山战败，曹军撤出汉中，益州稳定下来。但220年曹丕代汉，忠于刘氏的诸葛亮便屡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图兴复汉室。评价诸葛亮，不能不估计这些北伐中原战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从当时蜀国人民利益来看，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战争的频繁。因为连年出军，以致“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乂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给诸葛亮，“慰喻检制”，才勉强使他们不至逃亡。诸葛亮死后，苦于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 【9】 很显然，就蜀国人民当前利益而言，诸葛亮进行的战争对他们都是无益的。再从三国时代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来看，如果蜀国能够恢复统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据有利。但蜀国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呢？关羽镇守荆州，进攻曹氏时，曾一度得胜，使曹操有迁都之议。但关羽失败，孙吴取得荆州之后，无论就经济实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优势。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北伐的战争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以上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看主观目的。诸葛亮在艰苦困难条件之下，意志坚定地要北向进展，诚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所发动的各次战争，是为了恢复刘氏政权的封建正统。虽然有时是主动进攻，有时是以攻为守，然而无可争辩，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间的斗争。客观上，也没有发生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观念，同时利用诸葛亮作为榜样，鼓励臣下的忠节，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因而一直被目为正义的战争，值得重新考虑。只有唐代吕温在贞元十四年（798）所作《诸葛武侯庙记》里说：“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听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然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吕温不囿于传统，能够指出诸葛亮北伐是“私于刘氏”，并非为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中，是很难得的。至于诸葛亮历次北伐的战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捣长安之计，而绕道甘肃，三出祁山，务求稳重。正如陈寿所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军时“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关于武器的制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 【10】 不过这些对于他的北伐战争之评价，并不发生很大作用或影响。
现在再看诸葛亮对待当时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议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可见“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为根据地，来北向争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们的合作，使他们不至牵掣后方。正如同孙吴境内之有山越，陆逊曾说：“腹心未平，难以图远。”曹操击乌桓，也是同样的理由。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对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如蛮人羌人等，都采用极其残酷的压迫手段。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要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怎样和平宽大。旧来史家往往依据裴注所引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夸大了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的和平政策。《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后，孟获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诸葛亮的军队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作，他回答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彝汉粗安故耳。” 【11】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这段材料，末尾更加夸张地添上两句：“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 【12】 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汉晋春秋》的记载不可信，《通鉴》的话尤其不确。
蜀汉的“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就在七擒孟获这一年（225），蜀汉派安南将军马忠去攻打越巂郡（西康西昌县地）的少数族。先是在223年越巂的叟族（也称斯叟）酋长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没郡土”，蜀汉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遥领而已。马忠用不正当的手段，“诱杀”了酋长兄弟数人，才把叟族镇压下去。后来又征发各族男女来改筑郡城。 【13】 同时又派李恢进攻建宁郡（云南曲靖县地）的各少数族。建宁郡属县的各少数族大相纠合，在昆明把李恢的军队包围起来。当时李恢的兵数很少，孤军深入，又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于是欺骗对方说：“官军粮尽，打算退还。我也是这地方的人，离家很久。现在既已回来，不愿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们合作，故而以诚相告！”这些老实的少数族听信李恢的话，放松了包围。结果李恢便乘机突围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蜀汉统治者的镇压军队于是连成一气了。 【14】 如果说诸葛亮攻打“南中” 【15】 的诸少数族以后，不曾留汉人镇压，事实上也不如此。《华阳国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诸传，都清清楚楚记载着，孟获投降后，派李恢作建宁太守，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派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立了个兴古郡。派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还有一个 降都督，是镇压整个“南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攻打孟获以前早已设立，孟获投降后仍然存在，李恢张翼等人相继担任。并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说，经常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镇压。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备重兵，才能完成任务，自然不能说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 【16】
尽管诸葛亮留兵镇压，蜀汉政权并没能够就此把西南诸少数族的反抗力量压制下去。根据《蜀志》卷十三《李恢传》，大军刚回去，“南中”的被压迫者就起来反抗，杀害守将。李恢亲自带兵去镇遏，把各族中的“豪帅”迁徙到成都。从叟族濮族征发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李恢大肆屠杀之后，继之以搜刮剥削。《华阳国志》也说：“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充分看出蜀汉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去压迫剥削西南诸部族。除去怕他们牵掣后方之外，更主要的在于财政、军事各方面还要倚赖他们。 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数族的酋长刘胄起兵反抗，“扰乱诸郡”。马忠张嶷带兵镇压下去。张嶷并且用武力抢得他们的盐池、铁和漆，因而“器用周赡”。接着 兴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张嶷又带兵去攻打。诸葛亮死于234年，刘胄等人的武装反抗在233年，司马光所谓“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显然是夸张之词，难以取信。
诸葛亮死后，蜀汉统治者对西南诸族照旧采取高压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传》记载永昌郡的少数族反抗当地官吏，于是 降屯副贰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斩其豪帅，破坏邑落”。到263年蜀汉快要灭亡的时候，刘禅曾计划逃入“南中”，谯周阻止他说：“南方远彝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17】 谯周是主张投降的，自然故意怂动刘禅，好让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谯周所说“南中”情况一定也不能全无根据。由他的话，就看出蜀汉统治者和境内诸少数族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方面压迫剥削，一方面反抗斗争了。
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阶级，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存在。《华阳国志》叙述各郡时，经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盖”、“首族”等，就是指当地的地主阶级。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后少数族的上层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可以和汉族地主相颉颃，彼此溶成一体。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武装——部曲，例如广汉郡 县大姓有高马两家，“世掌部曲”。高胜马秦两人都因叛蜀被杀。建宁郡大姓毛、李、霍诸家都有部曲，曾驱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郑芝讨平他。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被移入蜀。并把他们的部曲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这些人“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在和蜀汉政权斗争过程中，地主集团往往联合广大被压迫的西南各族下层分子，来反抗刘家的统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起兵，杀了太守，把蜀汉再派来的太守缚送给孙吴。为了争取益州郡的广大诸族和自己合作，雍闿派地主集团里另一个大姓的代表孟获去向叟族宣传煽动，说官府要向他们征发“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东西，如“断木”至高只能长到二丈。叟族相信孟获的话，便拥护雍闿反抗刘氏。孟获鼓动之所以成功，当然还由于平时官府对各族的压迫榨取。225年诸葛亮进军“南中”，雍闿被部下所杀，孟获代替他继续反抗。孟获的投降，标志了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汉族和非汉族地主集团和对于起来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层分子的双重胜利。
诸葛亮怎样来巩固在“南中”的胜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诸族中强悍善战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入蜀，编成五部“所当无前”的军队。后来北伐时，王平所统“五部”，大约就是这一支少数族组成的队伍。至于其中下层分子里一些羸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这样既满足了汉族和非汉族地主们的要求，又间接地控制了整个作为榨取压迫对象的西南各少数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会使地主集团再构成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还有一些“刚很”的“恶彝”，“不宾大姓富豪”，也就是说不肯来作部曲。于是蜀汉政权鼓励大姓，“劝令出金帛”，招徕他们。募得部曲多的大姓并可世袭官爵。有些落后少数族因“贪货物”，陆续出来服属于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对于刘氏政权的威胁。“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网罗到统治集团里来，如孟获作到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作到领军，朱提的孟琰作到辅汉将军。 【18】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蜀汉政权在“南中”各少数族地区的统治便巩固下来，“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争中原了。 【19】
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对待西南诸少数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拟定蜀汉立国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镇压“南中”为的是稳定后方，获得人力财力，进行北伐。比起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如巴蜀汉中地方长官之对待板楯蛮 【20】 ，是要缓和得多。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赏必罚，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许随意贪赃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记诸葛亮的封建统治者地位及其种种限制，对他的民族政策作过分的夸张和过高的估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蜀汉在西南建立政权，诸葛亮之进军“南中”，对于这个地区诸少数族也发生良好作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汶山郡（四川理县地）寒冷不宜五谷，唯种麦，盛夏凝冻不释，“故彝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的作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又记诸葛亮给当地诸部族“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彝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彝，彝甚重之，许致生口。”虽然这种图谱的目的还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来麻醉这些少数族，使其易于服帖受制，好来献金宝，送牛酒生口。然而对于落后少数族文化上的开发，也有一定影响。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对诸葛亮始终崇敬，还把许多事物的起源归功于他的介绍，也不为无因了。
以上就具体史料，推论诸葛亮各方面事业的意义和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那么，如何被夸大、被抬高起来的呢？诸葛亮在当时蜀国统治者中，威望比起刘禅、蒋琬等人要高。而内政方面赏罚公平这一点，确比同时的其他两国和蜀国以前的统治者如刘焉、刘璋的统治，要博得人民的爱戴。因而死后“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国以后，三万家被迁徙到东方和关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权统治下，不免追思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晋朝，还因貌似亮子诸葛瞻而假借名义。文立也建议晋朝量才叙用诸葛亮等人子孙，“以慰巴蜀之心”。从此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来。后代的统治阶级所以推崇诸葛亮，是因为他替封建统治者尽力，可以作为范例，以鼓励对一姓一家的忠节。尤其南宋以后，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为正统，于是三国纷争中的正义便属于刘备方面，而鞠躬尽瘁地服务于正统皇朝的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常常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左右，所以正统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也有一定影响。但广大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是扶刘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和结晶来看待的。诸葛亮善于兵法，又“长于巧思”，戏曲小说因而渲染成为足智多谋的人。例如元人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全剧中心在于描写诸葛亮和周瑜计谋上的竞争，看不出任何“正闰”的观点和尊蜀抑吴的思想。只有收尾诸葛亮唱“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作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稍一接触到刘家正统的思想，基本上全剧还是以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为主题。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中，正统思想表现得也很少很轻微。 【21】 我们今天接受文学遗产时，应该注意历代人民文学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作为聪明人的典型，以及这个典型的发展的影响。而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时，又应该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由于作为文学的典型在人民当中造成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看法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区别开来。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确实可信的资料，从人民的立场，来估计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庶几逐渐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希望这篇短文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订写成，记于北京大学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