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奈何
魏文帝代汉未改朔，仍从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其子明帝即位十年之后，改从商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因而改青龙五年（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明帝死于景初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即元旦日，齐王芳继位。次年元旦之前，朝廷议论谓皇帝于明帝忌日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或主正旦受朝贡，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或主过正旦一日乃朝贺大会；或主恢复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则明帝忌日仍在十二月朔，无碍于正旦朝贺宴会。《礼志》一载齐王芳“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沈约书多载当时文献，文字每近口语，齐王芳诏亦此类。唐人遇丧事每唤“奈何奈何”，成为习惯，见拙作《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据齐王芳此诏，则悼念亡者称奈何实自魏晋时已如此也。《法书要录》卷十所收王羲之书札中，其例尤伙。凡道及逝者，几乎无例外呼奈何。如“慈阴幽绝，垂三十年。永维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奈何奈何！”“茂善晚生儿不育，痛之恻心，奈何奈何！”“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奈何奈何！”“贤弟逝没，一旦奄至，痛当奈何！当复奈何！”“竟增哀感，奈何奈何！”“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类似之例不下十余处。项楚同志《说“奈何”》（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引《三国志· 丘俭传》裴注所引文钦与郭淮书，说明丧事称奈何三国时已尔。然文钦书中用法实不典型，盖除丧事外，遇不如意事亦往往称奈何也。
奈何似又用于另一情况，王羲之书札云：“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此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今年，感兼伤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犹言正月。又“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王献之有札云：“十二月二十七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岁尽无复日，感思兼怀，不自胜，兄亦同之，奈何奈何！”诸札为岁首岁尾，或秋去冬来之际，皆感叹时光之流逝不再，与伤死者之去而不返有近似处，岂因情感相类而称“奈何”耶？
太子冠礼
志载晋惠帝为太子时行冠礼，“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赞冠。”《晋书·礼志》作兼光禄大夫华廙，《通典》五六《嘉礼》一文同。按《宋书·百官志》言“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晋书·职官志》亦有左右光禄大夫及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无定员，多以为拜假 赠之使，乃监护丧事。魏氏以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通典》三四《职官》一六谓光禄大夫“自晋以后多为兼官”。华廙盖在太子冠礼时兼任此职为赞冠。《隋书·礼仪志》四载隋皇太子冠礼，详记加冠者为宾，襄其事者曰赞冠者。宾赞之称皆沿自《仪礼》。晋志又有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以及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为主司门卫之官。盖渊源于秦代掌宫殿门户之郎中令，汉武改名光禄勋者也。《宋书·百官志》光禄勋下亦称其主殿门。光禄大夫位较高，宋志在第三品，宜于参与仪式，则《宋书》此文当从《晋书·礼志》及《通典》作光禄大夫华廙。《晋书·华廙传》亦未载任光禄勋，而称“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光禄大夫虽汉代曾为光禄勋属官，然晋时两官已不相干，固不应混为一事也。
志言“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文义颇不明确。《南齐书·礼志》上载，“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通典》五六称“遂革使命”，意较显豁，谓不复遣使为诸王行冠礼。晋志作“不复加使命”，宋志盖脱“使”字。
志言“何祯《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通典》五六引作“东汉何休《冠仪约制》及晋王堪《冠仪》”。又卷五八有“东晋王堪《六礼词》”，知是东晋人。
纳后六礼版文
志载晋穆帝升平元年（357）纳皇后何氏（何琦侄女），太常王彪之定告庙六礼版文等仪，具录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版文。晋志全袭其文。记载六礼仪制，并详具版文及主人应对之词，作为社会史史料价值甚高。纳采版文及何琦自称皆曰“前太尉参军”，据《晋书》八八本传，太尉桓温辟命不就，未详。尤可注意者，问名时“主人（何琦）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当作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通典》五八兼举姓作孔胄），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何氏上溯及女之高曾祖父四代之外，并表明外家所出，溯及女之外曾祖及外祖父二代。此种方式为以前礼仪所无，如周制止问“敢请女为谁氏”，答曰某氏而已。而以后唐代皇太子、诸王纳妃时，问名之仪主人亦只言“臣第某女，某氏出”，公主“出降”，问名只称“皇帝第某女”，（俱见《通典》一二七及一二九所收《开元礼纂类》）不追溯祖先。晋穆帝纳后之仪，实反映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婚姻与世族家世关系之密切。庐江何氏为侨姓高门，何后传称其“以名家膺选”。其父何准乃何充之弟，自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者也。问名之仪不仅追溯父祖，更兼及外家。即梁元帝所谓“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金楼子·戒子篇》）。此谱牒之学所以见重，而家谱、族谱、中表簿、亲表簿等等所以作也。（参看拙作《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志载纳何后之亲迎版文云，“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两某字据《晋书》三二《穆章何皇后传》，“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领军洽持节奉册立为皇后”。《司马晞传》在《晋书》卷六四，云穆帝即位迁太宰。《晋书》六五《王洽传》载其征拜领军，升平二年卒。太保太尉乃临时差遣之兼官也。请期仪志文作“吉日惟某可迎”。《通典》五八作“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晋书》八穆帝升平元年纪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通鉴》一百亦作八月丁未。壬子在丁未之后五日。何后传只记升平元年八月下玺书。岂丁未日先下诏立后，而五日后之壬子乃亲迎耶？
《通典》记六礼版文皆王彪之所定，下有注引博士荀纳云，“凡六礼版长尺二寸，以应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时；厚八分，以象八节。皆真书。后家答则以鲛脚书之”。知当时书札往来虽已习用纸张，婚礼应答犹沿前代旧制，双方皆书于版以昭郑重。所谓鲛脚书，鲛疑蚊字之误。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有“宋王愔《文字志》三卷”，注云“未见此书，今录其目”。所列古书有三十六种中，有芝英书、垂露书、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飞书（疑脱白字）、填书等名目。卷二梁庾肩吾《书品论》有云，“流星疑烛，垂露似珠。芝英转车，飞白掩素。参差倒薤，既思种柳之谣；去短悬针，复想定情之制。蚊脚傍低，鹄头仰立，填飘板上，缪起印中。……并以篆籀重复，见重昔时”。所列亦有蚊脚之目，疑是细长笔画之书体也。昔年曾见明清奏章，臣下自署官衔姓名字细如发，盖所以表示谦卑。皇后家礼版之用蚊脚书，倘亦此意？
皇太子纳妃叙宴
志载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按此处二宫指皇帝及太子宫，参看拙作《晋书札记·二宫条》。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指三公及将军开府所置佐吏，扬兖江三州纲指三州刺史府佐吏，具体则为彭城王义康、江夏王义恭、南谯王义宣三王作为府主及州将之下属也。始兴王浚、武陵王骏及庐陵王绍皆文帝子，南丰王朗则义恭之子。《通典》五八亦载此事，作“二宫队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在会。”缺“征北……七国”二十九字，遂不可通，殊失沈约书原意，不知为杜君卿删去，或有脱简也。
晋诸王来朝之制
志称“晋太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文义不甚清晰，易致误解。晋志及《通典》较明确，足释志文之疑。晋志云：“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通典》七四云：“临时有故，则明年来朝。明年朝后，更满三岁乃朝，不得依恒数。”
庆 冬 使
志称“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志载诏书有缺文，据永初元年八月纪：“诏曰，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可悉停。”文义较完。先秦以来即重视冬至。汉代崔寔《四民月令》称冬至日祭祀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颜氏家训》谓“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皆以冬至与元日并举。至唐代冬至朝贺一准元日，见《唐会要》二四受朝贺条。元正冬至内外官吏各给假七日，见于《六典》。知至唐代冬至犹与元旦并重。宋武帝罢庆冬使在于省劳费，固未能禁断民间庆贺冬至之习俗也。
戴邈表文
志载东晋元帝时戴邈兴学校表文，有云“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阮籍《乐论》亦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疑志文容字当作客。二语出典未详，著之以待高明。
五十六年之前，公元1932年，转学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始受教于先师邓文如（之诚）先生。所授中国通史及诸断代史，皆曾侍讲席，而于先生所讲魏晋南北朝史尤感兴趣。由此粗识三国两晋八书二史之门径，为以后数十年从事之专业奠定基础，而开蒙指引，实赖先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松川（原姓永井）育代女士研究沈约思想，1986—1987年来北大进修，从余读《宋书·礼志》。教然后知困，质疑问难，教学相长，促使余为《礼志》粗作诠释，未竟其业，亦未能尽通解也。兹有刊印论文集以纪念文如先师之举，因撮录《礼志》札记若干条奉献，以致敬于先生，兼怀松川女士。
1988年12月周一良谨记
（《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