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亡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旧籍，世远逾稀。断璧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籍矣”。 【136】 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翙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做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羼入。
十六国中“五胡”或“六夷”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首都，有专书记载的，只有邺都一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邺都在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较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再综观一下《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书，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里所搜集的《隋志》未著录的地理书，二百五十余种当中，以州为对象来记述的，南方如《扬州记》、《荆州记》、《湘州记》、《益州记》等，北方有《冀州记》、《秦州记》、《沙州记》等，可以说南北都有。以郡为对象来记述的著作，南方有《吴兴记》、《吴郡记》、《会稽记》、《豫章记》、《宣城记》、《安城记》等十多种，个别的郡还不止一部。而北方诸郡，只有《上党记》、《仇池记》两书，作者姓名时代皆不详。有关陈留的记录，有后汉圈称著和东晋江敞著两种。 【137】 陈留是后汉三国以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之区，所以有人写书，甚至东晋渡江以后，还有人记述陈留郡的事。仇池郡地势险要，氐人杨氏长期据有其地，有它的特点。而北方其他多数的郡，则记载寥落，书名著录下来的很少见，和南方各郡不能相比。这种现象，恐怕一方面反映北方社会经济不如南方繁荣发达，一方面也由于文人学士不如南方多吧？至于以县甚至城作为地理书叙述对象的，南方也有著录，例如县有《钱塘记》，城有《京口记》；而北方一县或一城的记载，除几种《洛阳记》之外，只有记述邺都的《邺中记》。章宗源氏书中，在旧事类还收有《邺都故事》和《邺城故事》，皆《隋志》所未著录。这些情况，不是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邺城在魏晋十六国以至北朝时期历史上的地位么？
可惜的是，《邺中记》残缺不完，今天所能见到的部分，都是有关石虎都邺时的事情，而没有邺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材料。
（二）
十六国各政权选择建都之地，有几种不同情况。大多数都是选择本族人长期居住或聚居较多，有历史渊源的地点，如汉刘渊都于匈奴五部长期定居的汾水流域的平阳。前燕慕容氏先都龙城，是鲜卑慕容部居住的地方。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虽然和大批氐人羌人一起，曾被羯人石氏迁徙到东方，但关中到底是氐族羌族长期活动的所在，所以他们建立前秦、后秦政权，都在长安建都。拓跋氏建代国，先都盛乐，亦属此类。另一种情况，是选择创业者个人原来所在的根据地，和那里有历史的、政治的关系，如前赵刘曜都长安，前凉张氏都姑臧，西凉李氏都酒泉。而且，在当时情况下，除刘曜还有向东扩张的可能条件外，五家凉政权只能局促于河西陇右，不可能越过关中，到河北山东来争霸。它们的都城所在，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形势。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吞并，又要向外发展，扩大势力，因而必须选择军事易守难攻，经济上繁荣可以倚靠，交通上便于向外扩张的地方，作为都城和据点。对于争霸于河北山东的政权，这个问题更属重要。后燕被魏击败，失去都城中山之后，慕容德即位，都于滑台，为南燕。但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于是拟议迁都。谋臣潘聪分析形势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拒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 【138】 就这样，南燕从辟闾浑手中夺取了广固，定为都城。邺城在十六国时期被前燕和后赵选定为都城和据点，以后北方东西对峙局面之下，成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原因是和潘聪之推荐广固基本相同的。
古代邺城在漳水南岸。战国时，邺城就以魏国西门豹和史起引漳水灌溉田地，促进农业生产而著名。当然，有利亦有弊，漳水也能对邺城为害，如曹操围袁绍，慕容垂围苻丕，以及唐代郭子仪围安庆绪，都曾引漳水以灌邺城。袁绍拥有冀幽青并四州，而中心据点在邺。曹操拥立汉帝于许，而自己留驻邺城，作为魏都，从那里发号施令，东征西讨。曹操攻下汉中东归后，王灿作诗歌颂说：“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曹丕代汉后，邺城以“王业之本基”（《水经注》语），与许昌、谯、长安、洛阳并列为五都。左思的《魏都赋》，就是描写邺城。地理形势是：“尔其疆域，则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冀与道皆国名〕。开胸〔胸犹言前〕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岟，川泽回缭。”左思笔下的邺都农业生产是：“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引漳水为十二渠，参看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六〕，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邺城工商业的繁盛，左思也有概括扼要的描写：“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眺之博大。”左思去曹操时约五十年左右，石勒去左思时，也约五十年左右。即使左太冲文人作赋，颇有铺陈，也不能全无依据。而东晋初年时的邺都，山川形势当然未变，推想其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等方面，经过晋武帝前期的休养生息，恐怕也不会比曹魏时退步。
十六国中，石虎第一个建都于邺，但实际上石勒时早已有此动议了。据《晋书·石勒载记》，311年石勒屯大军于葛陂，“课农造舟”，准备“饮马江淮”。适逢大雨三月不止，军中饥疫，死者大半。石勒的谋士汉人张宾劝他不要进攻东晋，说“邺有三台之固，而接平阳（刘聪所在地），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 【139】 石勒欣然听从，撤兵向北。张宾的建议和北魏崔浩劝阻魏太武帝伐宋一样，都是以汉人谋士身份，劝阻胡族统治者攻打江南。他们是否出于保护南方汉族政权的动机，不得而知。但张宾当时劝石勒取邺城作为据点，则确是良策。只是因为刘琨的侄子晋北中郎将刘演占据邺城，虽然他部下有几万人投降了石勒，张宾认为，“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猝下，舍之则能自溃”。所以他主张石勒乘人不备先去攻打大敌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同时，张宾反对石勒长期游击作战，以为“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主张“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石勒又听从了他的建议，312年进据襄国。以后称王称帝，就建都于此了。但是，石勒并未放弃建都邺城的计划。石虎自以为功劳很大，倚仗邺城作基地，不愿离开。石勒则准备经营邺城宫殿，命世子石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足见邺的地位和他们对邺的重视。以后石勒又将经营邺宫，由于廷尉续咸切谏而暂时中止。《载记》说：“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不久，石勒又想移都洛阳，未及实现就死去。石虎长期镇守邺都，而旧都襄国又是石勒几个儿子的势力所在，即位之后不久，他就由襄国迁都于邺了。
前燕慕容氏原以棘城（今辽宁义县）为根据。341年，慕容皝迁都到稍西的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 350年从后赵夺取幽州，更向西南迁都于蓟（今北京）。消灭冉闵后，夺取邺城。为了向中原扩张，357年慕容 又自蓟迁都于邺。前燕逐步向西南迁都的过程，也是前燕势力逐步强大的过程。为何后赵与前燕都看中了邺城，而不都于“天下之中”的周汉古都洛阳呢？如果从曹操起顺时代溯下来，关于分裂割据政权的建都所在，似乎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
洛阳虽号称“天下之中”，但如果建都于此，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西边的关中统一于同一政权之下，否则洛阳是很难作为可靠据点的。曹操放弃洛阳，而奉汉献帝都许，首先当然是因为洛阳经董卓之乱残破衰败，但也可能由于当时关中尚有马腾韩遂等异己势力的威胁，所以避开洛阳。他让汉帝居许，自己却远处于邺，政治上遥控朝廷，军事上无论对东方或西方都可攻可守。石勒不都洛阳，显然是因为关中有前赵刘曜势力，洛阳容易暴露在敌人兵力之下。等到石勒消灭刘曜之后，晚年他便“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有欲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但迁都计划未实现而石勒死。
淝水战后建立后燕的慕容垂，在决定是否攻打尚在苻秦手中的洛阳时，关于邺与洛阳有这样的议论：“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御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 【140】 但慕容垂的后燕终于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而不在邺城。因为苻坚之子苻丕坚守邺城，慕容垂包围了一年半之久才攻克。或者由于战争破坏太甚，或者这座前燕故都在苻秦统治下已经十多年，邺城居民对慕容垂的长期围攻敌忾未消，因而不宜在此建都。再晚一些的例子，有东魏之由洛阳迁邺。534年魏孝武帝与高欢闹翻，九月西向入关投奔宇文泰。高欢迎立十一岁的孝静帝。他十一月丙寅即位于洛阳，壬申下诏迁都，丙子就“车驾北迁于邺”，下诏到启程中间才隔三天。诏书只是冠冕堂皇地说，自古以来迁都是“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而实际原因，《北齐书·神武纪》却讲得明明白白：“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荣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 【141】 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高欢操纵下的东魏政权，这样匆匆忙忙地放弃洛阳，迁都于邺的原因，不正是由于洛阳西边无险可守，易受威胁；北边隔河，不易控制燕赵，而南边又接近南朝，易受攻击吗？这不正是曹操之后三百多年来，北方割据政权选择都城的一条规律吗？慕容德的谋臣潘聪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他心目中的帝王，是割据的君主。如果天下一统，正是需要建都于四通八达之地。相反，潘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也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如果是统一政权，又何必一定建都于“四塞之固”、“山川阻峻”之地呢？刘曜争霸东方，石勒加以阻遏，消灭其势力，在于洛阳金墉大战。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东西对立期间，洛阳也是兵争要地。北周时，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赵熙劝谏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 【142】 这些都帮助说明，洛阳四面受敌，在分裂割据局面之下，决非建为都城的好所在。而邺城，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评论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 【143】 这一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关于北齐周时邺城的材料，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卷十搜集甚备，读者可以参看。
但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南迁，为何不选邺城而选洛阳呢？《后魏书》载，“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夸，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 【144】 这里崔光等从经济和交通看邺城建都的优点，孝文帝并不能驳倒。孝文所指出的缺点中，“恶其名也”是迂腐的儒家道理，他自己也未必真相信。石氏慕容氏的覆灭，更不是建都于邺的过错。而且，孝文帝也承认后赵前燕是“国富主夸”，说明邺城一直保持富庶。实际孝文帝之选中洛阳，因为西边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要吸收汉文化，所以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南向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三）
从《邺中记》来看，羯族统治者石虎控制下的邺城，确实给人以“国富主夸”之感。
以建筑言，如记载南门西头的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又安大铜凤于其巅，举头一丈六尺。……朱柱白壁，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反宇指宫室亭台四阿檐角扬起向上，语见于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水经注浊漳水·邺城条》。本书记石虎皇后浴室亦以此语描写。七八里外即可望见凤阳门，足见其高大壮观。
当时手工艺发展水平，可以从衣着、用具等方面的描述，得其大概。如所记中尚方织锦署产品，“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绨是用来作底子在上面织锦的厚缯，具有各种色调：大登高等等，则是锦的花纹图案。五六种不同颜色的绨，再和十多样素花绘相搭配，便有形形色色的组合。如书中提到，斗帐用青绨光（当即明光）锦，或用绯绨登高纹锦，或紫绨大小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可能不为夸张。
用具方面，如正会“殿前设百二十枝灯，以铁为之”。所谓多少枝灯，和今天所说若干灯光的灯泡意义相近，是指一只灯架上有若干个燃油的盏或插烛的签。《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秦咸阳宫“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卷一载汉宫中有七枝灯。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如晋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周庾信《灯赋》云“乃有百枝同树，四照连盘”。晋孙惠有《百枝灯赋》。 【145】 可见百枝灯为皇家或贵族所常用，百二十枝灯当是需要更高工艺技能的奢侈品。考古发现亦可资参证。如平山中山国一号墓出土十五枝灯，洛阳烧沟出土十二枝灯，洛阳七里河出土十三枝灯，见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3年第7期。
《邺中记》载，“石虎作云母五明金箔莫难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贴其中，细缕缝其际。虽罨画而采色明彻，看之如谓可取，故名莫难也”。 【146】 这是一种薄金箔上镶嵌云母片的装饰或仪仗用扇。“色采明彻，看之如谓可取”，当是指云母片薄得近乎透明，彩色可以透过。当时琉璃之外，云母恐怕是最近似的玻璃装饰材料。书中说西台“窗皆铜笼疏云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147】 幌即帷幔。《文选》张载《七命》云，“重殿叠起，交绮对榥”李善注引《文字集略》“榥，以帛明窗也”。疑本当作幌。云母是能透过光线的，所以用它代替窗上的丝织物帷幔。《太平御览》卷六九九《服用部》引《晋惠帝起居注》和华延隽《洛阳记》都有“云母幌”，不知是否指室中窗上的云母幌。梁简文帝《对烛赋》有“云母窗中合花毡”，又《谢贲碧虑棋子屏风启》有“使云母之窗，惭其丽色”。窗不言幌而言云母， 【148】 似有可能不是窗上挂幌，而是把云母片镶嵌在窗框上。《太平御览》卷八○九《珍宝部》云母条引《洛阳宫殿记》称“宫中有林商等观，皆云母置窗里，日照之，炜炜有光”。 【149】 疑亦窗框上嵌云母，故云母置窗里。从云母屏风、云母车等语看来，在玻璃普遍应用以前，云母在封建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是用途很广的。
本书在记述石虎膳食时说：“石虎大会上御食游盘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盘则圆转也。”所谓圆能旋转的“游盘两重”，疑类似今天大饭桌上装有旋转的小桌面之类。百二十盏指盛食品之杯盘。由于品种太多，所以需要“游盘两重”，才能取到。杯盘上的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可见工艺精细。“参带”一词，疑指雕镂或镶嵌而言。《全三国文》卷一辑自唐宋类书的曹操《上杂物疏》中所列，有“纯银参带砚”、“纯银参带圆砚”、“纯银参带唾壶”、“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纯银参带画方银参带镜台”，而《太平御览》卷七一○《服用部》案条引此疏，又有“纯银参镂带漆画案”。纯参带与参镂带恐是一事。这两个名词确切解释，有待研究工艺史的专家考订。
书中记载石虎床“冬月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组成 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这样华丽而附有许多装饰品的锦帐，必须有颇为结实的架子，才能支撑起来，这就是铜木结合制成的帐构。这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帐构部件，近年屡有发现，请参看易水《帐和帐构》和作者《关于帐构》（《文物》1980年第4期、第9期）。《邺中记》还记载了石虎朝廷殿前作乐的各种杂伎，可以和晋宋史中所记互相参证，参看拙作《宋书札记·乐舞杂伎条》。
《邺中记》反映了石虎宫廷的穷奢极侈，和他统治下的邺城的繁盛。虽然宫廷所属尚方的工艺不代表广大民间的水平，但必然在民间工艺的基础上，才能精益求精，提高到尚方所要求的程度。所以，统治者衣食住行的享受，既表现他们的奢华腐朽，也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能。没有劳动人民辛勤生产和精湛工艺，就不可能出现这些瑰丽的生活用品。
石虎之所以能如此挥霍浪费，一方面由于他加紧剥削，一方面也由于石勒十多年的统治为他创造了条件。在五胡的君主中，石勒是比较有识见、有作为的。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 【150】 在他统治下的人民，比当时某些割据政权下人民的生活，多少安定一些，生产因而可能正常进行或有所发展。在十六国政权中，一般认为河西和辽东的人民较为安定，而中原地区往往被目为始终一团漆黑，民不聊生。这种看法，恐怕值得商量。在割据分裂局面下，一个地区的执政者，为了既保存自己又与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中国的春秋战国、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如此，日本战国各大名割据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并不排斥某些个别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邺中记》里的记录，也可以算一个佐证。
邺城的繁盛，经历石氏、慕容氏、东魏、北齐，直到隋代而不衰。苻秦灭前燕，苻坚命其子丕镇守邺城。淝水战后，384年正月，慕容垂攻拔邺城外郭，苻丕退城中城。慕容垂筑起长围，中间一度撤退，又重来围攻。苻丕坚守一年半左右，到385年8月 【151】 才弃城奔并州。这样长时期的固守，除去城里的士气而外，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应当也是重要因素。北齐时，首都邺城置邺、临漳、城安三县。 【152】 从历代一城数县的例子看来，都是人口比较众多，经济比较富裕的情况下，才在一城置两县，以便于治理，充分剥削。邺城之设三县，当亦如此。
隋代有关邺都难治的材料，一再见于史书。 【153】 “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邺都杂俗，人多变诈”。樊叔略任汴州刺史，甚有名誉。“邺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令狐熙治理汴有成效，隋文帝“顾谓侍臣曰，邺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长孙平经历数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号曰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隋炀帝曾对卫玄说，“魏郡名都，冲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烦公”。在封建社会里，所谓民风纯朴的地方，大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商业不甚发达；而工商业繁盛，商人活跃的地方，往往被目为人情险恶，难于治理。直到唐代，杜佑《通典》在魏郡条下重复了《隋书·梁彦光》传里的话以后，还说“由是人情险诐，至今好为诉讼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镇街衢，绮罗盈府市。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鲜卑族早期男女较为平等，北齐北周皇帝之祭祖庙，皆以皇后预祭，成为恒代遗风。 【154】 邺城妇女的活跃，恐怕更主要还是由于工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指引下的旧秩序因而小小有所突破。以上《邺中记》书中关于邺城的记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邺城的繁盛。而这种情况，可能曹操以邺为据点以来，四百年间一直在向上发展，石氏统治时期也不例外。
（四）
最后谈一下邺城有名的铜雀、金虎、冰井三台。《邺中记》是详细记述三台的最早记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条》关于三台的记载，显然是利用《邺中记》材料而加以删节的。但《邺中记》里“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这几句对于邺城和三台的历史颇为重要的话，却被郦氏删去。推寻其原因，可能与郦氏对待十六国中五胡君主的态度有关。郦道元对于与北魏敌对的南朝君主，态度比较尊敬，往往称谥号；而对五胡出身的君主，如刘渊、刘曜、石勒、石虎、苻坚，无一不直呼其名。 【155】 由于他有偏见，因而对石虎有关三台的积极措施，也就一笔抹煞了。
三台营建之初是为了游乐。所以《邺中记》说，“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现在见到的，如曹丕《登台赋》有云，“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曹植的《登台赋》云：“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156】 都是描述建筑和景色的。晋左思《魏都赋》也描写建筑之巍峨说“三台列峙以峥嵘”。左思赋中又针对冰井台的藏冰作用写道：“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晋庾倐有《冰井赋》，说“及至股肱或亏，卿士殒丧，宁神扇暑，肃厉清凉，用处凶礼，无失典常”。 【157】 这是指晋宋以来大臣丧礼的赐冰之制。《全北齐诗》收荀仲举《铜雀台诗》，也是吟咏高台、秋色、风声等。这些都说明，三台中至少二台最初主要是点缀风景，以供游乐的建筑群。
但是，十六国时期，三台似乎还起过颇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邺城的易守难攻，好像与“三台之固”很有关系。当然，据本书，曹操时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出，又热之难尽，又谓之石炭”。 【158】 又有“窖粟及盐（当从《水经注》作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说明曹操时冰井台已有作为仓库以备战争的作用。但《晋书·石勒载记》屡次提到“三台之固”、“三台险固”，又载石虎攻邺三台，邺溃，刘演逃走。《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记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率将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本书说“三台皆在邺都北城（邺有南北二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似乎三台虽在西北一隅，但因形成制高点，造成邺城易守难攻的形势。石虎“更加崇饰”，益发加高，可能更增加了军事防守的重要意义。
附：
田余庆同志讨论函
关于石氏建都于邺一事，有如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1．石氏占领北方时，匈奴人漫布各地，鲜卑在其北，氐羌在其西，形势是不稳的。徙诸部于襄国，正好说明羯人的不自信。择地而都，不能在僻远之幽州，亦不能在冀、青、兖平原四战之地。其时东晋虽弱，还不时有北伐之举，如钱大昕《考异》卷十八所说，东晋曾三次收复旧京，所以此时石氏都洛阳也是不可能的。尊作谓建都洛阳者必须控制关中，甚是。但对石赵说来，建都洛阳至少还必须拒东晋于淮汉以南，而此点石赵时并无绝对的把握。（一百多年后，拓跋氏征服了境内各族，其形势比石赵时有利得多，始有迁都洛阳之举。不数十年，尚有元颢，陈庆之争洛阳之事。而齐周对立时，齐亦不敢贸然都洛）这是石氏都邺的背景之一。
2．石氏重心始终放在襄国—邯郸—邺这一线上，这一线西依太行得其屏障；逾太行诸口以及漳水河谷，又得与并州相通，而并州正是羯人所从来之地。羯人留在并州未曾随石勒东来者亦复不少（如以后的契胡等），这些正是石赵可以依靠的力量。石氏居此，可进可退，这是石氏择都于此的背景之二。
3．自古由北南下，道路虽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即是相当于今天京广铁路自北京沿太行东麓南行的大道。慕容氏南来，即循此线。拓跋氏居代北时，其与中原交通，亦多半是越恒山、太行山的飞狐、井陉以及迤南诸隘，然后沿上述大道东出南行。《御览》卷九五六引《赵书》：“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宫。”此当为石勒攻灭王浚，并与鲜卑段氏周旋时行经之地。所谓幽州大道，即太行东麓之道。石勒时植树筑宫，大加修整，可见其重视。此或可视为石赵对北方的一项建树。这是石氏择都邺城的背景之三。
当然还有曹魏以邺为王都，以后司马氏又以此地为软禁曹氏宗室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八王之乱时，邺城亦为内战的重要据点。大抵曹魏至西晋，邺—洛—许一线具有政治上的特殊重要性。这个历史背景似乎也应考虑。
祝总斌同志讨论函
潘聪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文中认为这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的，统一政权不必建都于险要之地，似可酌。首先，西汉、唐代建都长安，也是着眼于关中险要（西汉还有经济因素），然而却全是强大的统一政权。东汉是因王莽残暴统治和战乱破坏，关中无法建都，才迁都洛阳的。其次，北魏孝文帝迁洛阳，当时南北分裂，也不能说是统一政权。当然，控制了关中方建都洛阳一说非常正确，却并不意味就是全国统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