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述北朝门阀士族的著作，名为《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副题为《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作者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1947年生），当时是乌尔巴那的伊利诺大学亚洲研究的客座副教授。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术语，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研究自汉代到唐末一千年间博陵崔氏家族的历史。近几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开始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了一种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通讯。1980年8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过“中国早期中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主要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有了英译本，如《世说新语》（R. Mather译）、《颜氏家训》（邓嗣禹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或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荀氏》等。现在评介的这本书，是这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概述门阀士族的历史发展，第三章汉代的崔氏家族。第四、五章分别论述北朝和唐代的崔氏，这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第六章结论。另有三个附录。
作者举出选择博陵崔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这个家族不太出名，冒充其成员的人少。二、材料比较充分，从汉到唐末，“正史”里有传或提到的博陵崔氏成员，达三百余人。对于有关门阀制度的十几个名词，如右族、次门等等，作者都作了颇为恰当的英译。把士族译为scholar-official families，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作者给世族一词所下界说是：“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s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rt control”，这是对的。但把世族译为hereditary families，则只顾了字面，不够确切。把门阀译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着重了官僚一面，而忽略了贵族一面，倒不如与门第一词一样，都译成great houses更妥当。
关于汉代的崔氏，作者追溯到汉昭帝时的崔朝，王莽时的崔发、崔篆兄弟，以及后汉的崔瑗、崔寔父子等。根据保存下来的很少的材料，作者推论认为，汉代崔氏家族长期的据点不在首都，而在地方——他们的家乡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崔氏家族的成员注意礼法，遵守儒家道德，官位虽不高，在地方却颇有声望。从崔骃与班固、王符、张衡、马融等相友好看来，崔氏家族中出过有学问的人。至于作者说崔氏居住本乡本土，安于贫穷，并从崔寔的《四民月令》可以看出崔氏家族是接近农民的，这些都是从作者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崔氏家族的确不同于朱家、郭解那样的豪强，也不同于富埒王侯的富商大贾，更不同于权势煊赫的梁、邓外戚。但仅从《四民月令》看，崔氏必然是广占田园，而并不贫穷；必然是奴役大量劳动人口，依靠剥削来维持其奉行儒家礼法的生活，而说不上什么接近农民。
关于北朝的博陵崔氏，作者指出一些现象，提出某些论点，是很有启发的。作者从仕于前燕为秘书丞的崔懿开始叙述，指出博陵崔氏见于北朝史书者有百人以上，而不见于南朝史书，但未说明何以会如此。其实，这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和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之成为北朝大族，而不见于南朝，道理相同。因为他们的家乡远在河北和河南北部，不是距匈奴人、羯人、鲜卑人统治中心不远，就是远处北方或西北，中间障碍甚多，难于在坞主率领之下举族南迁。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兰陵萧氏、陈郡谢氏和袁氏、彭城刘氏等，原在河南、山东的南部或江苏的北部，处于后赵、前燕等少数族统治区以南，因而南迁较易，终于成为南方侨姓大族。范阳祖氏虽在河北北部，与卢氏相同，但祖氏家族早已南徙，永嘉之乱时是从陈留南下的（参看评者的《晋书札记·祖氏兄弟传条》），所以与卢氏之远隔在胡族统治地区以北者不同。
关于北朝和唐朝博陵崔氏的经济状况，由于材料缺乏，作者未能作具体叙述。这几百年间，门阀士族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支柱如何，其间有无变化，有何等变化，书中都无交代，这是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者指出，北魏时博陵崔氏还是居住在家乡为主，拥有土地。家族多以孝友著称，与乡人关系融洽，这些大致与汉代崔氏家族情况相似。到6世纪后期，崔氏家乡安平作为全族根据地的作用逐渐减弱，多数人离开，或南移或西徙。如崔昂夫妇死后，就葬在常山（《文物》1973年第11期），不再归葬安平了。单从本书对崔家这些粗略的勾画看来，从东汉到魏晋之间，似乎生产关系没有大变化，看不出魏晋封建论者所主张的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婚姻与仕宦，是南朝士族最重视，也最足以构成士族标志的内容，而史料也恰恰是有关这两方面的比较多。作者有关博陵崔氏的论述，实际上也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作者举崔巨伦的姑母（嫁给赵郡李氏）所说“岂令此女屈事卑族”的话，和她命儿子娶这个眇一目的内侄女的故事（《魏书》卷五六），作为典型，说明博陵崔氏不肯降低身份，与士族以外的家庭联姻。作者根据所见崔氏墓志统计，联姻者多是河北大族，计赵郡李氏十例，勃海高氏三例，荥阳郑氏、巨鹿魏氏各二例，范阳卢氏一例。另有郡望不明的李氏二例，宋氏一例，杨氏一例，估计也是大族。关于博崔、赵李之间重重的婚姻关系，作者用表的方式加以表达。关于崔李两家通婚关系，还可参考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魏李宪志、卷七齐李琮志的解释。作者又说，崔李之间通婚关系虽然错综复杂，而辈分都相同不变，因为按中国礼法的规定，不同辈的人不得通婚。作者这一论断是不确切的。南朝和北朝都有不同行辈的人结婚的情况，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礼法规定未被遵守（见评者的《宋书札记·婚姻不计行辈条》），只是崔李两家的通婚关系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而已。
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政治情况，作者说，5世纪中期，在地方上任官的较多。5世纪末到6世纪前期，任武职或武官的辅佐职务如参军以至长史、司马的较多。她举出崔敬邕、崔游随从中山王英南伐，崔游、崔融随从高肇伐蜀，至少有十二人参加了对六镇起义的镇压，等等（作者在第四章注十一还指出一个现象：士族成员长子多任文职，次子以下才多任武职）。崔氏也有担任中央较重要职务如尚书、尚书丞等官的，但没有人与闻中央决策，在废立皇帝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主要是皇室、外戚或鲜卑贵族操纵，不见有博陵崔氏或其他汉族门阀士族参与。与此现象相联系，作者在第二章里提出，南北门阀士族有所不同：南朝士族不亲世务，内部又分高下层，轻视低级门阀。北朝士族有些像南方的吴姓大族，财力可能富裕，而地位不太高，所以北朝士族还肯于担任地方官和军事职务。作者这个看法颇有理据。如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之勤于吏治，以干练见长，确为南朝上层士族中所未见。因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从担任官职所得到的权力，与其说是政治的，无宁说是官僚的”。作者还认为，北朝门阀士族中，不像南朝那样再分高下。她引用毛汉光氏所作北朝三十三个大族中一○八八人官位的统计：一一七人官至大中正，十人中一人；三七五人官至太守，三人中一人。而博陵崔氏中担任这些官职者的比例，和这个总的比例约略相同。因而作者认为，清河崔氏高于博陵崔氏之说不可信。但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事实与作者这一看法相反。《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所谓东崔，或是把博陵崔与清河崔对待而言。但博陵在清河之北，似不应称为东。也许是指崔显在博陵崔氏中这一支而言，至少博陵崔氏中有一支地寒望劣，当可无疑。《北齐书》卷二三《崔 （清河人）传》载：“ 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看来当时北朝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把清河崔置于博陵崔之上，以为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崔 以博崔与赵李并举，可能赵李也在陇西李之下。所以博崔赵李通婚频繁，而崔廓“与赵郡李士谦为忘年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都说明这两家门户相当。《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收娶其舅女，即（博陵）崔昂之妹（参看《崔昂传》称崔昂、魏收为“妇兄妹夫”语）。而《崔 传》又说 与魏收不协，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两崔氏间之矛盾。当然，北朝门阀士族内部不像南朝那样，比较明显地分成两个阶层。
关于博陵崔氏作为一个大家族，作者还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六镇起义后，崔氏家族成员少数留在家乡，有的在地方任太守，有的参加镇压起义。以后有的在尔朱荣控制下的朝廷中任官，崔暹依附高欢，崔孝芬则被高欢所杀。孝芬的长子崔勉投高欢，而勉弟宣猷则逃往长安，投奔西魏。魏分东西及齐周对立之际，大部分博陵崔氏成员留在东方，一部分西去，多立武功。但西去的仍然保持博陵的郡望。作者论断说：作为门阀士族的崔氏，虽然成员彼此之间维持着亲族血缘纽带，在危急之际可以互相信赖，但并不存在作为整个家族中心的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一支崔氏居于领导指挥地位。因此，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他们主要是向自己的上级特别是向朝廷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作者所推断的这种情况可信，比起后代大家族之具有宗祠、祠田以及族长等等一整套族权制度，门阀士族在组织上似乎松散得多。《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于是宾客辐辏，倾心接礼，甚得名誉，势倾崔暹。暹尝于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仆射，皆叔父之恩。其权重如此。”又卷四六《崔伯谦传》：“族弟暹当时宠要，谦与之寮归同门，非吉凶未曾造请。”这两段史料反映，崔氏成员虽属同族，甚至以叔父相称，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首先是家族的关系，而是同门，同寮、政治势力上的关系。崔暹和崔伯谦的事例，可以帮助证明作者的论点。此外，据《魏书》卷四五《杜铨传》所载：“京兆人，……仍侨居赵郡。……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焉。”这个大族杜氏的宗正，性质近于族长，但其作用止于临时营护丧事。杜铨这个宗正还是临时拉来，平时既和杜氏其他家族没有联系，又不同居一地。杜铨的例子，似可从另一方面证明，由许多支派组合构成的整个博陵崔氏或其他士族，并不存在类似全族之长的经常起支配领导作用的人物或机构。当然，聚族而居是北朝的风气，数十人上百人的大家庭，必然有家长类型的人物主持家务，但不具有指挥全族的权威。而且随着成员逐渐向外迁徙，不再在本乡本土聚居，这种在聚居情况下产生的家长，也会随之消失。至于三长制以前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对它们进行督护的宗主，则是对荫庇户口而言，与士族里平等成员中的首脑，又不是一回事了。
书中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第四章，标题是“贵族时代的崔氏”，而关于唐代崔氏的第五章，则标为“唐代作为旧族（Old family）的崔氏”。这样的提法，区别了北朝和唐代门阀士族的地位作用，体现了作者对两个不同时代的认识。作者所见唐代崔氏成员的墓志，没有记载家住安平的（作者应当同时指出，虽不居住在家乡，并不排除他们在别处拥有大片土地，奴役大量人手）。作者认为，博崔这时已散在全国各地，河南、河北、尤其洛阳为多。从墓志得知，他们居住在洛阳至少十个不同的坊。在外地做官的，从唐初即多归葬洛阳，但并没有共同墓地，聚族而葬。同属一房的博陵崔氏，也埋葬在不同的乡。他们虽同为博崔而关系疏远，所以同时担任高官，也无须相互避嫌。作者说，从墓志记载看出，唐代崔氏家族注重礼法，崇尚孝道，如崔沔娴于丧礼、仪制。对于早丧父母的孤儿，伯叔等无不竭尽教养抚育的义务。崔氏成员在家庭中对待长辈和幼辈的不同态度与方式，可以转移运用于仕途中对待上级和下级。家庭中的礼法教养，对于出外做官同样有用。作者这一见解，触及到封建社会中孝亲与忠君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因为儒家早已如此教导，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广扬名章》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以及后代所谓“移孝作忠”，都是这个道理。
作者认为，唐代以皇室为首包括勋臣形成了新的贵族，而推行科举制度后，又出现了通过考试而得官职的官僚。但旧的门阀士族在科举制度下仍然处于优越地位。据作者统计，唐史中所见博陵崔氏家族有十二支，其中只有八支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朝和隋代。作者未加解释，很可能这十二支崔氏主要是依靠科举取得地位的。作者运用所见唐墓志的材料，得出一些统计数字，有参考价值。作者根据妻家可知的九十二名墓志主人，分析博陵崔氏成员妻家的社会地位，考察其婚姻关系，列为下表：
作者把“正史”中有传的人称为政治上重要者。七姓这一阶层，指659年（显庆四年）唐高宗禁止他们“自为婚”的七个旧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见《新唐书》卷九五《高士廉传》。当然，博崔不会同族自相为婚，也不可能与清河崔氏为婚。所以，七姓之称只是概指这个阶层，此项下所列与博崔通婚的，只可能有五姓）。其他旧族一项，指柳芳所列举的南北朝以来的廿几家旧族（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所列共廿六姓，作者以为王姓当兼指太原、琅邪两王氏，崔姓兼指清河、博陵，李姓兼指陇西、赵郡，所以实际应是廿九姓）。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尽管高宗禁止七姓不得自相为婚，并未行得通，博崔与七姓阶层通婚者占52％。《高士廉传》又称，“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表中博崔和七姓及其他旧族通婚者共占82％，不正是具体明确地说明“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的情况吗？
在63份墓志的叙述中，有75％以上详叙博陵崔氏祖先谱系，甚至上溯到炎帝、太公。安史乱后的墓志中，这种情况渐少，往往只追溯到后汉崔骃等，而不提北朝诸崔。这里作者发现一个现象，而未加申论，即有5篇墓志的叙述中误以清河崔氏为祖。其中4例溯到曹魏的崔琰，一例则认北魏崔浩为祖先，而墓志作者有的还是中了进士的文人学者。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极为讲究谱牒之学，其目的一是坚持排他性，保护士族的“纯洁”，以维护门阀士族的地位。一是通过谱牒“以定门胄，品藻人物”，“别贵贱，分士庶”（柳芳语），作为遴选人材，任命官职的依据。所以南北朝门阀士族对谱牒的熟悉亦即所谓“谙百家”，达到惊人的程度。刘宋时的王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就是熟悉士族谱牒的标志。博陵崔氏竟误认清河崔氏成员为祖先，崔琰、崔浩到唐代，多不过相隔四五百年，少则二三百年，根本不可能是为了附会祖宗，而是搞错。这在南北朝时是不可想象的事，会成为天大笑话。唐墓志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恰足说明唐代门阀士族的衰落。在李唐皇室极力打击之下，他们没有完全失去地位，甚至还努力通过互相联姻团结起来，进行抵制，以求保存过去的地位声望。但科举制兴起之后，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占较大比重，旧日门阀士族亦即所谓旧族日趋衰落，作为门阀制度特征的一些风俗习惯，自然也随之变化或消失，因而像博陵崔氏这样的旧族，竟然也数典而忘祖了。
关于唐代博陵崔氏的政治生涯方面，作者指出，在一百三十三份墓志中，有一百二十二个主人（占91％）有官位。没有官职的十一人中，一人早死，一人出家为僧。据不少墓志的记载，不仅本人，其父、祖、曾祖都有官位。这一百二十二名博陵崔氏成员的最后官职，有31％到了五品或五品以上。此外三十二人至县令、丞、尉，十二人至参军，十五人为七、八、九品官。总之，一半是七品以下的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长期任地方官的更多。一百二十二人中，还有六人任折冲及果毅都尉，父子皆任此者有二例。与北魏相比，那时博陵崔氏多以七品入仕，而唐代则任低职者较多。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在仕途上似乎仍然有较好机会。作者列举了可能的原因：门第，财富，地方势力，政治联系，个人品德，个人能力，但没有下断语。其实，作者在关于入仕途径的统计中，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崔氏入仕途径，多是通过考试的。“正史”有传的三十六人中，二十六人经过考试，计进士十九人，明经五人，弘文馆考试二人，共占72％。崔氏墓志记载入仕途径者二十六人，经考试者十一人，占42％。此外恩荫者四人，占15％；军功者二人，占8％；直接任命者三人，占12％；不详者六人，占23％。总起来看，在科举制度下，依靠考试进身的占大多数。可能门第、财富、政治联系等等因素还在起作用，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起不小的作用，但个人的品德才能究竟已成为比较主要的因素。科举制度之下，多少要有些才能的人方能得到官职。南北朝时那种全靠门第家世，凭“冢中枯骨”与特权做官，“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进步。
作者说，940年以后，博陵崔氏在史书中已少见，唐史中崔姓有传者八十三人，《宋史》中十四人，《明史》十二人，而且，宋明时代崔姓的人也不再标榜博陵的郡望高。在结论章中，作者做了这样的概括：博陵崔氏在汉代是具有地方血缘关系的松散的家族群；北魏时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贵族；到唐代则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分散的家族群。关于门阀士族与朝廷的关系，作者认为独立于朝廷和依赖朝廷这两种看法都对，只是因时代而有异。博陵崔氏在汉代拥有多样的资本如土地、教养等等，使他们在地方有独立性，并能获得官位。自汉至晋，他们从未与最高统治者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北魏后期以来，崔氏担任各种官位，获得荣誉与权力，但在家乡的地方势力受到限制。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多依赖于官位，因此朝廷当权集团对他们的态度和恩遇有很大影响。六七世纪时，崔氏成员一方面尽力争取猎获官位，一方面通过婚姻关系与有声望的旧族结成排他性集团，企图靠社会地位来抗衡高官显宦。
本书的附录一题为“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作者认为，《世系表》中关于受姓起源以及始祖的说法大都不足信。但她利用五十份崔氏墓志中所见《世系表》中人物来核对，发现《世系表》大体与墓志符合。《世系表》中有些世代或人名空缺，但用墓志所记补入后，双方所记父子、兄弟、祖孙等关系也相符合，证明表中未空缺的部分是可靠的。有时《世系表》与两唐书中的传都不相同，考之墓志，也证明表是正确的。作者推断，《世系表》除利用墓志外，大约依据的是官方关于氏族的综合性著作。她认为《贞观氏族志》（638）和《大唐姓族系录》（713）是《世系表》的主要来源，所以表中唐朝前期（7世纪）比较详细，而8世纪以后大约是利用了《元和姓纂》（812）。关于《宰相世系表》崔氏部分的可靠性，作者的论据颇为充分。这里附带提一下，1933年春，评者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读了一门洪煨莲（业）先生讲授的必修课程“高级史学方法”。作为这门课程的作业，写了一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评》，后来印在《世系表引得》前当作序言。序言中涉及博陵崔氏，怀疑本传所载较《世系表》为可靠。本书作者根据墓志，证明序言的怀疑无据，而《世系表》却是正确的。这篇少作的序言，刊布以来未曾引起注意，而将近五十年之后，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女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对于年近古稀执笔评介此书的引得序言的作者，的确有空谷足音之感了。附录二为唐代崔俨、崔沔一房的世系表，并附有成员婚宦等方面的简述。目的是提供具体事例，使第五章中有关唐代博陵崔氏的概括叙述和统计数字得以形象化。附录三是“唐代博陵崔氏婚姻关系表”，根据墓志以及其他史料制成，是上文所列婚姻关系表的扩大。这个表仍然显示，博陵崔氏通婚的，大部分是659年高宗禁止互婚的七姓阶层。
伊佩霞教授这本书用了不少功夫，指出了有意义的现象，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论点。这篇评介文章试图把书中对中国研究者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扼要介绍，并加评论，希望中美同行今后加强交流联系，促进两国学术的繁荣发展。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